第2页 劳动者

可能是比较全的大跃进文献综述？
班尼斯特（［Banister］1987年：第59页）称，“大跃进”是“一次企图用增长的农民体力劳动去替代所有供应不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尝试”。英语世界对“大跃进”的学术研究混合了对民族政治所作的细密分析、区域研究和某一具体村落的研究。
舒尔曼（[Schurmann]1968年：第464-97页）描述了公社的出现和及其组织结构。马若德（1983年：第334页）认为毛“十足的个人统治权威”是发动“大跃进”的关键性力量。有关这个时期的政治决定及其后果，亦见丛进1996年；李锐1996年之一,1996年之二；谢1990年。
薄克敏（［Bachman］1991年）集中探讨了“大跃进”前不久的时期，追溯了两个团体之间的一次矛盾，其中的一个团体偏向于发展重工业，而另一个则关心收支之间的平衡。薄克敏认为首要的是机构的利益、而不是毛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并认为毛一会儿支持这个团体，一会又支持另一个。
陈仲礼（2001年）集中讨论了“大跃进”的起源，并认为1958年是政策革新最重要的时期。他和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3页）一样，认为毛的领导地位对“大跃进”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陈（2001年）也承认，毛无法控制他发动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而泰伟思和孙万国（1999年：第19页）却认为，虽然毛自己肯定也有犹豫和态度转变，但由于他不愿意遭到其他领导人的质询，从而致使这场危机演变成了灾难。
吕晓波（2000年）集中研究了中共的政策和干部的行为表现，认为“大跃进”是中共“内卷化”的开始。他用这个词来指共产对在处理民众对基层官员不满时所采取的方式，即“回到曾经在战时有效的组织整合的老方法......用新手法整治官僚化问题”（第73页）。他认为“大跃”进灾难的根源来自于缺乏规范干部行为的准则和用革命目标去代替准则（第111页）。
除了官僚作风，陈（2001年：第280页）还认为：“没有同任务相当的物力，动员和敦促群众成了唯一的办法，群众动员亦逐渐成了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并最终成了一种目的。
”杜勉（［Domes]］1980年：第20-60页）对人民公社进行了研究。省一级的研究包括陈仲礼对广东省（2001年：第198-279）和辽宁省（1992年）的研究，以及杜明（［Domenach]］1995年）对河南省的研究。
林毅夫（1990年）运用博弈论对农民投身于公社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是自我强制执行的契约失效的一个案例。贝克（［Becker］1996年）慷慨激昂地论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饥荒。
杨大利（1996年）对“大跃进”饥荒后的复苏和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引人入胜的分析。戴瑞福（［Thaxton］2008年）将对国家的榨取和地方干部的暴力行为的讨论带入到对河南某个村庄的研究当中。
王耕今、杨勋等（1989年：第164-203页）为我们提供了安徽凤阳县的视角。其他地方研究引录在本章他处。
李志绥（1994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以毛为中心的记录。
有关同时期一位河北地方干部对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见毕克伟（［Pickowicz］1994年，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