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塑造后遗忘：农村妇女的身份困境

被构造的“诉苦”框架：封建是根源，解放是办法

20世纪30至40年代，陕西农村生活极其不稳定，政治掠夺、物资匮乏、全面战争都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们经历了逃荒、家里家外的劳作、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土匪和士兵的残暴行为。本书的“家里没人”这一章记录了四个妇女们讲述的故事，探究解放50年之后的妇女们是如何讲述苦难的。“诉苦”起先由中共所倡导，旨在瓦解地方上层的权力，让新政权获得支持，通过叙述，把讲述者从一个接受悲苦命运的人，改造成一个超越这种命运并且走向美好将来的人。“诉苦”在解放后“正式结束”，因为解放宣告了农村人民尤其是妇女苦难生活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但“诉苦”并没有消失，它已经融入了妇女们谈论她们早年生活和过去自我的一种方式。

由妇女们所讲述的“诉苦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悖论。妇女们经常强调封建社会的规范把她们囚禁在家庭内，称这种禁锢是她们苦难的根源。妇女们在家庭内的地位确实很低，比如嫁女儿得到的彩礼通常是让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和儿子不被征兵的唯一办法。作者用“家里没人”这一词概述了妇女当时的地位：当一户人家只有女的在家的时候，有人来询问家中是否有人，那个女的便会回答“家里没人”。这意味着，妇女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作人看，妇女往往被囚禁在家中，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但是，“没有地位”与“被囚禁在家庭内”并不完全匹配，妇女们叙述的关于解放前数十年的故事中充满了东奔西走的细节：逃离饥荒、在田地里劳作、到市集上去卖纱和布、逃到田地和山洞里躲避强盗。隐居在家、裹脚的习俗成了贫穷妇女无法获得的特权。在当时，这种身体上的流动性并不能代表女性解放和摆脱束缚，而是意味着艰辛、危险、抛头露面和耻辱。

但是，共产党在农村地区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常规叙述认为，是革命使得妇女们第一次有了到外面去的机会——参加会议、到田地里干活、上扫盲课——解放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是进入此前被禁止的社会空间。党和国家构造了“革命使得妇女可以摆脱家庭的压迫和禁忌，可以自由外出活动”的概念，但妇女们叙述的细节与其完全不符。政府构造的苦难只限定在“封建禁锢”，而放置了危险环境中的奔波于劳累。

此外，从妇女的诉苦故事中可以看出，妇女是怎样理解“革命”对她们产生的影响的，如何理解她们自己的生活和更宏大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所有的诉苦故事都有一个类似的叙事弧：“恓惶”是问题，“封建”是根源，而“解放”是解决方案，但故事的细节透露出复杂得多的真实经验。其实，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她们一开始并不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到来和其他军队的到来有什么区别，也并没有把“解放”作为苦难消失的分界线，直到后来社会变得稳定，共产党的到来才被记忆为“解放”。第二，在革命赋予她们的历史情境中，她们经常将自己放到壮烈的、戏剧化的场景之中，放到大事件的中心位置，但要到很久以后，她们才充分理解这些大事件的意义。在她们的故事中，她们是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主角。

国家效应进入家庭：地方的、矛盾的、缓慢的

“解放”后，国家发起的每一项工程（劳动交换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生产合作舍、公社）都把妇女作为可动用的目标。在共产党干部的扶持之下，妇女们开始以青年妇女积极分子的面貌出现，有些则被动员成了全职的农业劳动者，有些则被塑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模范。

作者以政府打造的地方名人“曹竹香”为例，使用摩西·米切尔的谈论的“国家效应”这个概念，讲述了竹香身份的双重性：她作为党员和地方干部，既是党的权威在地方上的化身和农民女性的典范，也是村庄中处于家庭内部的一名普通妇女。重组空间、建立等级、组织监督、重新标记时间这些做法由竹香这样的当地干部和蹲点干部实施，她们耐心地走访每一个家庭，对忧心忡忡的父母和公婆进行劝服，让他们明白女子不用家人监督可以直接工作这种做法值得尊敬并且十分有利。竹香作为国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得“国家”和“社会”分界的产生成了一个地方性的议题，甚至延申到了家庭空间之内。国家成了一个邻居，甚至成了家庭生活中的一员。

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农村的社会空间被重塑，除了家庭和私人院落，妇女开始出现在学校和集会点。党和国家在重塑农村空间的同时，还带来了运动时间，妇女们一天的时间在不断扩大的集体中被安排。但与此矛盾的是，竹香渴望抚养一个男孩，并且将封建的寡妇守贞的美德融入进自己对于革命决心的叙述之中，并以此来守护自己的权威。在国家势力范围边缘的农村，革命的议程取决于根深蒂固的个人名誉的观念和个体的顽固性，农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当地理解的方式演绎了国家效应。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国家效应逐渐进入家庭，部分妇女们开始尝试参加冬学、在公共空间进行歌舞戏剧表演、参加政治会议、解除媒婆定的婚约、自由选择婚姻、考虑与丈夫离婚。但这并不是全部，比起党和国家的措施，对于妇女们而言，家庭的需要和外界的言论对她们有更大的影响，也比性别平等和婚姻自由这些调子更有吸引力。她们知道婚姻法，了解自己的婚姻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却不愿意采取会使她们和家里疏离的活动。陕西农村的婚姻习俗遵循着一种比运动时间更慢的时间，并逐渐发生变化。婚姻习俗中的变革，并不完全是为了回应国家的干预而发生的，而是在社会交往和社会风俗中更加长期、更加逐步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

女性身份的矛盾：劳动者、母亲和老人

在集体化的过程中，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被改变了，男人们逐渐离开了田地，要么是在集体干副业，要么在村外找到了有酬劳的工作，农业被逐渐女性化。

但妇女们为了成为一个像男人似的、合格的、标准的“劳动者”却经历着艰苦的斗争过程。第一，政策基于人们对于男强女弱的体力上的固定认知，即使女性做了相同的活，也依旧给予女性少于男性的公分。甚至起初，还把妇女们的工分算到了户主而不是她们自己头上。按照工分计算的劳动价值并不是依靠一天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来计算的，而是由是什么样的人来决定的。在某个村庄，妇女做的任何工作不管有多么繁重都被称为“手工”，而却没有用来专指男人做的工作的通称。此外，男性会被派去做与机械操作有关的技术上的活计，而这种活计将女性排除在了考虑范围之外。第二，家务劳动并没有被算在“劳动”范畴之内，妇女们一般在国家时间内忙着赚工分，而用挤出清晨和深夜的时分做家务活：烧饭、为孩子做衣服等。第三，妇女们为“母亲”的身份所累。在怀孕期间，妇女们依旧赚取工分，很多人因此而流产。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妇女们分娩时主要依靠接生婆的土法，因此很多都会因为接生不当而落下终身疾病甚至死亡。而在分娩后，妇女本应有的休息时间依旧被劳动所挤占，并且养育孩子与劳动相冲突。养育者身份的不完整使得妇女对于母子之间感情的描述仅限于“寡母和孝子”、“幼子死亡与悲痛”，她们讲述自己完成了使命，给予孩子物质保障和照顾，而不会过多地谈到喜爱、关爱、渴望、矛盾等当代中国存在的育儿情感。

当然，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出中流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家务活的社会化、促进接生现代化和合作化。与前面的情况类似，这些政策并不会完全按照国家时间落地，而是与其他时间共存，这种转换不仅受到国家运动的制约，还受到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

当时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来产生剩余，从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温铁军将之称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妇女是这种积累的主力军。这种积累提供了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即除了家务活还将农活分配给妇女，但是这种说法却没有在政治领域有关集体化时期的讨论中出现。讽刺的是，妇女在田间的劳动解放了男人，但是她们在家的劳动得不到补偿，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却对两个领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在经历了这种身份的挣扎之后，随着运动的落幕，农村女性们却逐渐被遗忘。8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主张回到一种建立在土地可长期租用、可继承，但不为私人所有，并废除大部分集体化特征的基础上的家庭式农业生产。这项举措使得农村的年轻人大规模涌向城市，“核心家庭”风靡，家庭被誉为“私人的”领域，她们变成了子女们排斥的对象，变成了无处安身的“老人”。社会曾经依赖并要求她们付出大量的劳动，却普遍未认可这些劳动，而现在又逐渐将她们视为一种负担。但农村妇女们在讲述这个困难的时候，总是进步叙事和和叙述个人伤痛交替进行。进步叙事为她们的美德和苦干赋予了社会意义，她们说集体化时期形式严峻，需要付出和经受苦难，她们赞扬自己苦干的能力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却很少提及细节的痛苦。她们塑造了一个英勇且有美德的过去，以挽回被贬低了的当下。

结语

在明晰的政策内外，革命具备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种种体现：革命对空间的重组，与非革命时间的关系，产生的具体的国家效应，甚至对社会主义累积的策略，都具有社会性别的指向。性别的安排遵循的不是一条从封建的过去到未来的线性的道路，我们要将社会性别看成是嵌套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的、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实践和理解。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关注社会性别，也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但社会性别并不能完全解释单个的个人，更不用说一个集体，我们需要将社会性别放到一系列权力体系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