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时间

“时间”一直是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乐于探究的话题，于我而言，《记忆的性别》的趣味之处在于以两种时间为研究线索来展开，即运动时间和记忆时间。

在第二章，贺萧提到，“1949年之前的国家通常被看成是侵犯和掠夺地方社区的一种外部事例。”此时国家对于地方而言更被视作是一种他者而存在，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界限十分分明。而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如重组空间、建立等级、组织监督、重新标志时间的方法来充分发挥国家效应，使之渗入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效应在时间层面的表现即为“运动时间”。由于集体化运动，官方安排农民的劳动时间，动员农民参与运动，有力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节律。与此同时，国家口号和密集的宣传报道为运动造势，为这种改造构建意义。因此，依照“革命”“运动”而构建的时间渗入到人民的记忆之中，每个受访者的口头叙述中都能发现运动时间强大的塑造效果。即使是在今日，人们对于过去记忆的构建也常以国家运动时间为标准。但是，无论运动时间的形塑效果有多强，每个人的生活独特性仍然鲜明地展现出来，纠缠在运动时间之上，甚至使之变形、扭曲、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如那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解放”一词的内涵，这也就是所谓的“个人时间”。由于《记忆的性别》着重研究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妇女，所以说“个人时间”即妇女个人的时间。

在《记忆的性别》里，妇女的时间相较于一般的时间而言更多了一层独特性，这是因为，妇女作为个体，不仅受到国家效应的塑造，同时相比于男性，妇女更受家庭的束缚。我们可以发现，相互纠缠、对抗、合谋的运动时间和个人时间，反映在妇女的个体生活层面，即为国家效应和家庭效应。

国家时间和其他理解时间的方式共存。婚姻时间区分了妇女早年在娘家的生活和嫁到新家后的生活。妇女们按照阴历月份回忆一些重要事件。抚养孩子及由此带来的特定需求也是记忆的一个主要标记。运动时间明显有助于组织集体化时期妇女的记忆，但却没有完全囊括这些记忆......这多重的时间相互重叠、交织，并在横向层面上受到社会性别、婚姻、政治行动和年龄的影响。静默、对时间的省略、爆发性的记忆是创伤之后的结果吗？

通过此段，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时间时而合谋，时而对抗并且产生严重的分裂，在每一章，贺萧都竭力展示出这两种时间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在妇女个体的记忆之中展现的。有关“合谋”方面，体现在劳动模范的身上，是劳模作为地方和国家之间的中介，发动民众，将运动时间有效地嵌入到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劳模们将村庄与一个更广阔的农业劳动和社会变革的世界联系起来。”但是，劳模同样展示了两种时间的张力，妇女劳模依然受传统妇女美德的约束，为了完成她们的工作而免遭民众非议，她们必须恪守某些传统美德。如作为寡妇的曹竹香，仍以其守节的美德为荣。在这种传统的美德之上，她们也要受革命美德的约束。在劳模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差异尖锐地在其中凸显出来，尽管这是国家所力图模糊的。“一个女劳模的美德：温柔、有耐心、对集体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畏工作的艰辛又不受流言蜚语的影响，部分是因为其行为无可指责：对集体的牲畜关怀备至，倾注了母爱般的关注。一个贤妻良母和节俭持家的主妇所应具备的美德在这里被用到了集体化的工程中。”

在婚育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法律禁止童养媳、包办婚姻、妇女拐卖，但在家庭之中，性别分工似乎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妇女在集体劳作之余必须承担家务劳动。甚至这种性别分工转而影响集体化劳动本身：由于妇女被考虑到家务劳动、养育责任，集体分给她们的劳动往往是比较轻松但工分较少的（而随着集体化程度变深，妇女集体劳动甚至丧失了“轻松”这一特制，她们被约束在苦累的农业劳动之上，而男人则可以从事技术水平较高工分农业更高的劳动），经济领域方面，工分制仍然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之上，号称“公平”的集体劳动并不公平。这种隐秘的性别差异让妇女的记忆呈现出来的不仅是对集体劳动的埋怨，也有被束缚在养育、家务劳动的憎恨。国家虽然在法律和政治上宣告了公民不分性别一律平等，但经济上，国家妥协于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让人不禁想起马克思以及上野千鹤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批判：在政治上似乎是自由的，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一种隐秘而深刻的不平等与不自由正暴露它凶狠的獠牙。然而可笑的是，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和苏联正以其所谓的“绝对平等”而臭名昭著，但历史的荒诞之处正在于：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裂，它们都与自己激烈批判和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无本质的不同，国家在明面上以光鲜亮丽的面容示人，却在潜流之中和权力机制密谋以达成和解，这就是运动时间和个人时间之间纠缠与张力的根本原因。

《记忆的性别》正试图深入历史的潜流之中，发现时间的皱褶，在这个皱褶上，某些自我的塑造以多重面容展现出来：集体化时期的妇女，她仍然是母亲，也是劳模，既是没有摆脱传统性别分工的压迫的奴隶，又是挣脱了一切枷锁的新公民。这多重的面容既塑造了她，也奴役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