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反思

在李尔斯看来，美国大众文化就是一场机运道德观与自为道德观的不平等对抗，后者显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机运道德观明白人生有许多面向超越人的理解与掌控，才德不一定能带来相应的报偿。这样的道德观为神秘、悲剧和谦逊留下了空间。

人的努力加上天命应许，给了才德至上论一飞冲天的燃料。它扬弃机运道德观，主张世俗成就和道德正当性互为表里。“一个文化愈不坚持人有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愈可能更加宽容、人后和体恤”；愈清楚察觉命运与机遇的不可预测，就愈“可能鼓励幸运之人想象自己身陷不幸，跳脱才德配位的迷思与傲慢，了解到人人得其所当得是多么偶然，无法预测”。
才德霸权的崛起不只是靠向上流动说，还涉及其他心态与因素，最终导致才德至上制从良方变成了毒药。首先是即使面对不平等恶化和社会流动停滞不前，仍然强调人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得到多少就代表你应得这么多，这样做削弱了休息与共感，也让因为全球化而落队者灰心丧气。其次，坚持大专学历是拥有可敬工作与体面生活的首要管道导致文凭主义作祟，不仅破坏 了工作尊严，也贬低了没上大学的人。第三，坚持唯有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最能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这种看法是技术官僚的自大，不仅破坏民主机制，也加深人们的无力感。

凡是政治人物不厌其烦一讲再讲的真理信条，我们就该怀疑它已经不是事实了。
文凭主义也改变了英国与欧洲代议制政府的样貌。英国和美国一样，也是由高学历者统治低学历者。

治国需要实践智慧与公民德性，有能力掌握并确实追求共善。但今日多数大学都没有培养这些能力，就连声誉崇隆的大学也不例外。晚近的历史经验更告诉我们，政治判断力需要德性与睿见，和标准化考试拿高分上顶尖大学几乎没有关联。“出类拔萃者”比学历普通者更长于治国的想法，其实是出于精英傲慢的迷思。

将国会与议会完全交到高学历者手上并未让政府更有效能，反而让政府更不具民意代表性，并导致劳动阶级和主流政党（尤其是中间偏左政党）疏远，政治立场依教育程度而割裂。当前政治的最大分歧，就出现在有大学文凭和无大学文凭者之间。

技术官僚制的缺点之一，就是讲决策权交给精英，导致公民降能。

将政治歧见简化成拒绝接受事实或科学，这样做其实误解了事实与意见在政治说服中的关系。认为我们应该先对事实达成共识，然后才能以此为基准讨论个人意见与信念，其实是技术官僚政治的幻想。政治辩论常常涉及辨别哪些事实与争论有关，以及如何描述这些事实。谁能界定事实，谁就在辩论里先声夺人。和莫尼汉参议员的看法（“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不能有自己的事实”）相反，是意见左右认知，而非认知左右意见。不是事实经过剪裁干燥之后，意见才会出现。
海耶克（哈耶克）认为我们不该将经济报偿道德化，以为经济报偿反映个人才德（merit）。

他不是去证明在市场获得丰厚报偿的人配得那些报偿，而是反对经济报偿反映个人才德或道德应得的主张。

海耶克的论据来自一项观察：拥有社会正巧看中的才能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出于运气，不具道德必然性：
“一个人的才能如果对旁人有价值，不论那项才能是天生或后天学会的，都不能归功于他本人。因为一个人的特殊才能是普遍或稀有，几乎不受本人左右。不论他拥有的是好心肠、美丽歌喉、漂亮脸蛋、灵巧双手、机智或好性情，多半都和个人努力无关，也和他拥有的机会与经验无关。这些能力与服务对我们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得的报偿，几乎跟所谓的才德或道德应得没有关系”。

"一套公正的社会制度会让人得到他有资格获得的，满足这套制度所给予他的正当期望。但是一个人有资格获得多少既不等比于他的内在价值，也不取决于此"。界定人的义务与权利的正义原则“不会涉及道德应得，分配份额也不与之对应”。
首先，建立在才能之上的流动社会虽然和世袭阶级不相容，却不排斥不平等，甚至反倒正当化了才德所导致的不平等。其次，一套标榜和奖励“绝顶天才”的制度很可能或隐或显地将其余的人诋毁成“垃圾”。

想拆除科南特创建的筛选机器，就要明白才德机制同时朝两个方向施展霸权：一方面让出头者焦虑，受完美主义折磨，并产生菁英傲慢；另一方面则让落败者灰心丧志，甚至因失败而感到羞辱。
这两种霸权有着共同的道德源头，也就是历久弥新的才德思想：个人要为自己的命运完全负责；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失败是自己的错，不该怪罪别人。这种思想虽然激励人心，但由于太过强调个人责任，使得我们很难唤起对抗当前不平等所需的互助义务和休戚与共感。
将目前的所得与社会尊严不平等全归咎于高等教育并不正确。市场导向全球化、当代政治的技术官僚转向与民主运作寡头化都是共犯。
“分配正义”与“贡献正义”

这就是黑格尔所描述的认可之争。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劳动市场不只是一套有效满足需求的系统，更是一套认可制度，不仅给予工作报偿，还公开认可该工作对共善的贡献。市场本身不会提供劳动者技能或认可，因此黑格尔提议设立一种类似同业公会或行会的机构，确保工人提供的技能足以做出值得公众认可的贡献。简言之，黑格尔认为当时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作形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在道德上站得住脚。霍奈特简要描述这两个条件：“首先，这套制度必须提供最低薪资；其次，它必须赋予任何工作一个形态，让人明了它对共善的贡献”。
八十年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依据黑格尔的工作理论表示，当所有人的贡献都按其工作对社会的真正价值来衡量，分工就能促进团结。和亚当·斯密、凯恩斯或当代许多经济学家不同，黑格尔和涂尔干并不认为工作是满足消费的手段，而是主张工作是一种建立社会联结的活动、一个给予认可的场域，一种褒扬我们善尽对共善做出贡献的义务的方式。

征税的象征意义，不仅涉及公平，还跟社会认为哪些活动值得推崇与认可、哪些应该抑制的道德判断有关。

过去四十年来，市场导向全球化和才德成功观联手斩断了这些道德联结。两者建构的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与世界公民身分，让我们不再那么仰赖身旁的同胞、感谢他们的工作，也不再为团结的呼声心动。才德筛选机制教导我们成功是自己的功劳，以致削弱了我们的亏欠感。如今我们正处在联结断裂引发的愤怒风暴中。为了重新定位工作，我们必须修补被才德至上时代破坏的社会纽带。
将全副或大半心力摆在向上流动之上，对维系社会纽带与公民联结几乎没用。但民主需要社会纽带与公民联结。就算有一个社会比现在的美国更能让人民向上流动，它也需要让没能往上爬的人有机会自我完满，并感觉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员。

区别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条件平等

英国经济史学家兼社会评论家陶尼（R.H.Tawney）《论平等》：“一个人的社会福祉……有赖于凝聚与连带。这代表社会不只要有出头的机会，还要有高度的群体文化与强烈的休戚与共感……个人幸福不仅需要向上流动的自由，有机会过得舒适与体面，还需要不论是否出人头地都能过上有文化、有尊严的生活”

从“神恩”的功德转为（个人赋权的）才德，它变成了个人自由的光明许诺：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去试就能做到。
然而，这种自由观却让我们遗忘了身处民主政治的共同责任。

但倘若唯有当我们众人一起思辨，我们这个政治群体应该追求什么目的，共善才能实现，民主就不能不在乎公共生活该具备哪些条件。彻底平等不是必要，但需要各行各业的公民在共同空间与公共场域互动，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协调与包容彼此的差异，才会懂得在乎共善。

不论我们有多拼搏，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或只需要自己就能造就的。社会看中我们的才能是我们好运，不是必然。清楚感觉命运的偶然可以让我们心怀谦卑……这份谦卑是个起点。它能让我们告别无情撕裂我们的成功思想，超越才德霸权（the tyranny of merits），携手走向更少怨愤、更多包容的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空间的存在预设了成员的某种均质性，讨论的前提要有基本的共识，在目前的撕裂下，美国社会很难说有此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消灭了“才德的霸权”，这种共识又要如何建立？
即使条件平等也很难不再倒向“才德至上”的机制，只能说增加变量，使才德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和标准。
让不同条件的人安于自身现状，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但消弭了所有人不得不向上流动的动机（无论被动或主动），大概是对人性的某种乐观主义判断，存在差异的社会，如果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就会去思考原因寻求向上的手段，换句话说还是会倒向“才德至上”。
消灭这种嫉妒心，仿佛只剩下公民教育和人性教化一途，但消泯差异性实现公民同质性乃至至善，作为目标但从未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