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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生中重要的部分一直奉献给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分离的，只是到最近才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一方面想要弄清是否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认知；另一方面想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我把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这两项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上，直到38岁。我曾为怀疑论所困扰，不情愿地被迫下结论，认为大多数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都容易受到合理的怀疑。我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需要确定性。我认为，确定性在数学中比在别处更有希望找到。但是我发现，我的老师们要求我接受的许多数学证明充满了谬误，如果在数学中真的能发现确定性，那么它将是在一种新的数学中，这种新的数学具有比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牢固的东西更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不断地回想起那则关于大象与乌龟的寓言。在建造了可以安置数学世界的大象之后，我发现这头大象居然摇摇欲坠，于是就着手建造一只乌龟，以防止大象跌倒。但是乌龟并不比大象稳固，而且在付出了二十年左右非常艰苦的劳动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使数学知识变成确定无疑方面，我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便一门心思地思考人类的苦难和愚蠢。在我看来，无论是苦难还是愚蠢，似乎都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我深信，理智、耐心和口才迟早可以使人类摆脱其自己强加的折磨，除非人类在摆脱折磨之前先把自己给灭绝了。 基于这一信念，我一直抱着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尽管随着我年岁的增大，这种乐观态度变得更加有节制，幸福的结局也变得更加遥远。但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那些从宿命论意义上接受人生来就是要受苦受难的观点的人的看法。过去和现在不幸的原因，不难搞清。有贫困、瘟疫和饥荒，它们是由于人类对自然不适当的驾御造成的。有由于人类彼此之间的敌对而造成的战争、压迫和折磨。有令人沮丧的信条造成的病态苦难，这些信条使人们陷入了使一切表面繁荣都变成无用的那种极度的内心冲突之中。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对于这一切都有已知的方法可加以克服。在现代世界中，如果社会是不幸的，那往往是因为这些社会有无知、习惯、信仰和激情，对于这些社会来说，无知、习惯、信仰和激情比幸福甚或生命更可贵。我发现在我们这一危险的时代，许多人似乎爱上了苦难和死亡，当有人向他们指出希望时，他们反而会生气。他们认为希望是非理性的，并且还认为，他们在绝望中懒散度日，只不过是正视事实而已。我不能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保护我们世界的希望，需要诉诸我们的理智和精力。那些绝望的人缺的往往就是精力。 我的后半生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痛苦时期中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世界变得越来越糟，过去似乎确定的一些胜利变成了只是暂时的。在我年轻的时候，维多利亚式的乐观被认为理所当然。人们认为自然和繁荣会逐渐有秩序地扩大到世界各地，人们希望残酷、暴虐和不公正会继续缩减。几乎没有任何人怕发生大战而老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19世纪是过去野蛮状态与未来野蛮状态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对于那些在那种气氛中长大的人来说，适应目前这个世界是很难的。不但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都很难。以前一直被认为是适当的观念结果成了不适当。在某些方面，可贵的自由结果成了很难保护。在另一些方面，尤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前受珍视的自由结果成了灾祸的主要根源。如果世界要摆脱目前的危险状态，就需要新思想、新希望、新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 我不能吹嘘说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作的研究有多重要。借助于武断、刻板的信条，例如共产主义的信条，比较容易产生巨大的功效。但是就我来说，我无法相信人类需要的是任何刻板或武断的东西。我也无法全然相信只论及人类生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任何偏颇的学说。有些人认为，一切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必将带来太平盛世。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相信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人心的改变，相形之下，制度算不了什么。这两种看法，我都无法接受。制度塑造性格，性格改变制度。这两者的改革必须携手同进。如果个人要保存他们应当具有的那种程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那么他们不可以被完全强行塞进一个硬邦邦的模子里，或者换一个隐喻，被完全训练成一支军队。尽管多样性使单一信条不能被普遍接受，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但宣传这一种学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艰苦时期。而且也许在从悲惨的经验中记取一些痛苦的教训之前，这种宣传不可能有效果。 我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可以从整体上审视我的工作的时候已经来到。我成功到什么程度，失败到什么程度？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而艰辛的工作。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在料峭而又灿烂的三月阳光下，我独自漫步在蒂尔加滕的正在融化的雪地上，此时我决定撰写两套书：一套是抽象的，逐渐变成比较具体；另一套是具体的，逐渐变成比较抽象。这两套书最终要合二为一，把纯理论与一种实践的社会哲学结合起来。除了最终怎么合法我仍捉摸不定之外，这些书我已写成。它们赢得了喝彩和称赞，许多人的思想都受到过它们的影响。我成功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与此相对照，我必须说一说两种失败，一种是外在的失败，一种是内在的失败。 先谈外在的失败：蒂尔加滕已成了荒原；那个三月的早晨我进入蒂尔加滕所路经的勃兰登冈，已成了两个敌对帝国的疆界，它们彼此隔着屏障怒目相视，并冷酷地准备毁灭人类。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相继向所有我认为是善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而在击败他们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对者试图想要保护的许多东西却在失去。直率开始被认为是缺点，宽容不得不穿上背信的外衣。旧时的理想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粗糙的学说博得尊敬。 内在的失败，虽然对世界不很重要，但却使得我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起初我对柏拉图的永恒世界怀着一种多少带有些宗教性质的信仰，在这个永恒世界中，数学像《天国》①的最后几个篇章一样，闪烁着美的光芒。后来我得出结论：永恒世界是毫无价值的，数学只是以不同的语言表述同一件事情的艺术。起初我相信，爱、自由和勇气可以不经过战斗而征服世界。后来我开始支持一场痛苦而又可怕的战争。在这些方面有过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的重负之下，我仍然意识到某些我觉得是成功的事情。我可能把理论上的真想错了，但我认为有种东西，而且它值得我们效忠，这并没有错。我可能把通向人类自由幸福世界的路程想成比实际上的短，但我认为这种世界是可能的，而且为了使它更近而活着是值得的，这并没有错。我一直生活在对梦想的追求中，这种追求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个人的：喜欢所有高尚、美丽和优雅的东西；让洞察的时刻在比较世俗的时期产生智慧。社会的：在想象中察看所要创造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自由地成长，憎恨、贪婪和妒忌因得不到养料而消亡。这些事情我相信，而且这个世界虽然可怕，但并未使我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