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此编二十七篇文章，属草于清华老馆，编定于岳麓书院，大致依循了集部别集、总集、诗文评的排布次第。
这里所说的“清华老馆”，即是清华的老图书馆，一座始建于1919年的建筑，广厅大桌，可以从容卷舒大开本的线装书和影印写卷。在清华由硕转博的五年里，学分早就，无需上课，因此，除了偶尔的外出和返乡，我几乎每天都在老馆自修，一部一部地读文史原典。午后困倦，就伏案小憩，醒来时正看到拱形高窗外的络石和更远处的银杏，春则青碧，秋则丹黄，使人心生一种远意。也正是在这样的某一个午后，我“心头一惊”般地领会到了吴梦窗“既觉见水仙娟娟于灯影中”的清澈与明亮。
读书偶得，遂依古人札记之体笺识，与每天日记间错册中，是谓日课。2014年夏，稚女仁儿出生。当小心捧起她温润的小手时，我第一次切实地体会到作为父亲的责任，那一瞬间甚至开始忧虑起了几年后她的上学，乃至她的成长环境——也许应该走出自由读书的清闲，将从前的札记心得整理成论文了。嗣后望月仰屋，遂有成稿，也渐次发表。可以说，这一束有关集部文献的考证，都是博士论文之前的余渖，亦可说是初耕砚田后的拾穗之作，自由散布，略无统系。并且，在进行草撰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也触摸到了集部单体文献研究的天花板之所在，倘无独到的运思和系统的问题意识，纵然用尽狮子搏兔之力，也难上出一层。基于这一体会，博士毕业之后，我也基本上不再涉笔此域了。2017年，小子果儿出生时，我的心气已较从前静定了许多，开启了在婴儿床边念唐诗的呫哔生涯。
在老馆的清华文库，陈列着刘咸炘全套的《推十书》整理本。尽管不慊于此书的点校体例，我仍是花了旷久之力，全部绎读一过。取与章学诚的著作比读，遂尔渐渐寻得进入“集部之学”的另一条路径，那就是“义例”。在博士论文《唐代别集义例考论》的撰写进程中，我体会到，此类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应当越接近原貌越好，在写卷本唐集邈不可寻的当下，宋刻本唐集是支撑起研究的唯一础石。2015年的一个苦寒冬夜，当从北宋二王本《杜工部集》中悟出了唐写到宋刻的衍变之迹时，我掩不住激动地给业师谢思炜先生发了一封长信，信末写道：“唐集的写、刻之变，可以从诗题、题注的羼乱层面入手加以复原，这一定是一项发覆性的成果。”谢老师的回复一以贯之地慎重：“可备一说，写出来看看。”这项工作，我用时四年，今年甫定，稿名《唐集诗题校证》。其中有关李白、杜甫、白居易文集的诗题、题注复原，也得以先后草成单篇论文。有此三文，自思无愧于曾读李杜、香山之集矣。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书。书院的前辈学人，或治儒学，或考古史，皆有静定之气，刘梦得《送周鲁儒序》谓“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夏献云《重修定王台碑记》谓“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今犹如是。当时安家在岳麓山脚下，书房北窗，弥望满是枫香、枇杷树。春秋多雨，旬月滴阶，久坐窗前，深有会于“潇湘夜雨”之境；每天校读唐集，更渐知古人著书“藏山传人”之意。其时书院诸公有发展“四库学”之规划，一方面着手《四库全书总目》之校注，一方面编辑《中国四库学》集刊，同时也有了“四库学研究丛书”的动议。承蒙肖永明先生、邓洪波先生推荐，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资助我将历年的集部之学研究裒为一帙，列入“丛书”之第二种。在书院工作一年，涓埃无补，而书院遇我之厚，曷日而忘？
三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史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需要有人承担起陈寅恪先生著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工作。蒙师友相介、刘东先生青睐，我便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继续博士后研究。返校的当天，我再一次走到观堂纪念碑前，默诵了一遍陈先生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两年间，刘东先生发起了多场“重读陈寅恪”工作坊，研究院的博士后辛智慧、范利伟、黄娟、孙笛庐、刘佳慧、王硕诸君齐聚清华学堂，与刘东先生、刘迎胜先生一起讲谈陈先生的著作，空山夜雨，颇续河汾保聚之风；历年未几，转觉山岳今昔之感。如果说我在集部之学的研究中有所私淑的话，那可能便是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还有他《〈桃花源记〉旁证》《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诸文的学术气质。
《丛考》在结集校订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旧稿的疏失，舛误弇陋之处，甚且已不能用校书扫叶那样的表述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在校样允许的限度内，尽量作了修订，或于文末附记说明，庶几有所匡正追补。感谢文章初刊时诸位责编老师的青睐和鼓励；中华书局责编葛洪春先生对《丛考》悉心雠校，函札往复，积数千字；淮阳赵法山、岳阳卢多果、青丘吴晋邦系统审阅了校样，数有商榷斞正，在此仝致谢意！
最后，郑重感谢业师谢思炜先生赐序。十年前，初入清华园，在谢老师的杜诗课上，我校注了一首杜甫写给赞上人的诗，最入心的是“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两句。如今，当抱着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从谢老师家走出时，蓦然想到，尽管疠疫未尽，物候却守常不移，很快又到了豆子雨熟的时节了。
2020年6月21日，李成晴记于清华园旧南院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