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 / 第二节 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规定：法治、福利国家与民主

资本积累的要求不仅对政治人物而言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而且是民众层面广为周知的道理，即“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好，“我们”也会过得好。有些“牺牲”起初只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但是为了期待中所有人更好的未来，人们愿意承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曾在20世纪70年代通俗好记地阐述了这一点：“今天的利润是明天的投资，也是后天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民众的批评通常不是针对政策的规定或者利润的要求，而是由于这种要求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这里体现出了拜物教的政治意义，它构建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自发的感受。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社会
生产过程的“自然形式”（参见第十章）。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别无选择的企业，资本和劳动在其中扮演着“自然的”角色。于是，对于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的感受没有必然地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倒是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内部条件的批判：被批判的是“过度的”要求或“不公平的”分配，而不是这种分配的资本主义基础。劳动和资本似乎同样是必要的，从而被同样视为社会财富生产的承担者。正是在三位一体公式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国家视为中立的第三方、认为它应当照顾“整体”并呼吁国家构建“社会正义”的观点，会如此易于接受并且广为传播。

这种被国家所照顾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体”，在各个地区、在不同度上被认作民族，即想象中的“人民”的命运共同体，一种“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由此被建构起来。这种民族共同体常常是经由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的区分而建立起来的。国家表现为民族的政治形态：它不仅要对内通过其政策，而且要对外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来实现民族的“福祉”。而这恰恰是国家在追求资本主义总利益时所做的事情，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资本主义总利益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共同福祉。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