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现今时代............. 113

克尔凯郭尔生活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初期，在他的时代，大众传媒就是指报刊。1843年在哥本哈根开幕的“蒂沃利”（ Tivoli），是第一批出现的现代游乐园，有点像第一个迪士尼乐园，也没有逃过他的注意。“就像后来的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克尔凯郭尔也担心媒体和旨在解放大众的现代平等制度的影响，他将其称之为“平均化”（ levelling）。他担心，生存的个体将迷失在匿名的云雾里，并通过大量（“人群”）逃避每个人独自面对自己生活时的个人决定（或此或彼）。被海德格尔称为常人”的公众是一个监视系统，它监视着一切特殊的事物，监视着一切特异的事物，然后将其剔除。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是政治上保守，甚至极端保守的思想家，他们提醒我们注意民主制度的弊端和危险。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民主的人民不可能既自由又愚，他由此总结道：我们最好为人民提供公共教育。这些思想家和柏拉图得出一样的结论：我们应该忘记民主，把
政府留给受过教育的少数人。然而，值得称道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克尔凯郭尔开始看到《圣经·新约》中的平等主义结果，可以说他注意到了“单一个体”或“可怜的生存精神”真正的意义所在。23
克尔凯郭尔以几乎完美的先见之明预见了真实的（“具体的”）制度的腐败，抽象的公众幻影的无形独裁决定着这些制度的政策。虽然他还不熟悉那些以民意调查为依据来做决定的政客，但他对写作腐败确实有充分的了解。当下的新闻界和出版业放弃追求有思想的新闻和严肃的文学，而只想满足公众对八卦、丑闻、性和暴力的胃口。克尔凯郭尔的这些文字可以一字不漏地出现在明天的《组约时报》的评论专栏里。
“公众”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独特特征，产生于我们所掌握的非个人化的交流技术手段。这种意见具有影响力，却没有人特别持有，因此公众在真正意义上是“无人”，即使是一个观点完
全由公众意见塑造的人，也是没有任何自我或个性的。公众行使的是一种暴政，克尔凯郭尔把它比作一个废的罗马皇帝，他以饲养狗攻击奴隶为乐。皇帝是公众，狗就是媒体。当狗攻击时，我们都很开心，而当狗被说成是过分残忍的时候，我们说那不是我们的狗，如果狗因为过分残忍而被放倒，我们都会（公开地）说我们同意一“甚至包括订阅者”，克尔凯郭尔补充道
公众的平均化规则以各种方式“废除了矛盾的原则”。公众的语言是“闲谈”，它取消了有话要说和说出之间的区别。当说话是被要求要说，或者知道如何保持沉默，这是内在的标志。闲谈的人不会保持沉默，但他们也不会成功地说出什么，尽管他们说了很多话。真正的沉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交流性，当沉默被打破时，惜字如金的意义更为重要。但对于闲谈的人来说，话越多，实际说的就越少；越是“延伸”（越是喋喋不体），密度越低（真实的言语）。公众也废除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区别，因此，人们不是从自己满腔热情从事的事业中生出原则，而只是“基于原则”无热情地做自己并不相信的事情。克尔凯郭尔在这里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
信条一一程序重于实质，认为一个人有权利说或做“自已”不赞成的事情。公众也废除了隐藏和揭示之间的区别没有留出时间让内心成熟到去真正地表达。最后公众皮除了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之间的区别，因此，人们就可以从最近的报纸上获取某种观点，对任何事情大胆地发表看法。公众听到的不是发自内心的话语，他们听到的是“人们说”，即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一种“抽象的噪音”，就像机器的咔嗒声。人们的信息更加灵通了ー一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到做爱都有手册，这并不奇怪，但在这种广泛性中缺少主观真理的强烈激情，即怯于采取行动。当一个人真正采取行动时，迎面而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夹杂着羡慕和怨恨，不过，首先要指出的是，他自己一直都知道要做什么，所不同的只是自己没有去做而已！
对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两个人来说，唯一真正能解资产阶级肤浅化生活的方法，就是能量密集充满激情的特异性。但尼采认为这种独特的特异性仿佛是字宙的运气，是各种宇宙力量的偶然而脆弱的结果。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是一个纯粹异教的和审美的公式（正是尼采的本意）；对他来说，特异性是一个内在性的事件，是独自站立在上帝面前的事件。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之间的差异，就是异教激情和基督教激情的差异，宇宙骰子的幸运一掷和神圣恩典的差异，非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力量的差异，一言以蔽之，就是赫拉克利特和路德的差异。这种对立造成了今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两条路线，一条大致从克尔凯郭尔引向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另一条从尼采引向福柯和德勒兹。我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任何版本的后现代主义都会批判克尔凯郭尔主观性的彻底“内在性”，后现代批评家们拒斥这种内在性，将其视为现代性的一种致命缺陷。后现代作家们批评这种
内在意识概念，认为它独立于预先塑造它的社会、语言甚至无意识力量。
克尔凯郭尔最后对“间接”交流的解释很有助益，其中明确指出，每一种宗教交流或多或少都是间接的，而且这并不限于假名。这与设计一种非侵入性的话语干预策略有关，无论话语是否以自己的名义签署。假名只是使用间接性的一种方式。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克尔凯郭尔用自己的名字写作，依靠他的右手，试图确立自己作为一个宗教作家的身份一一介于C。S。刘易斯和海德格尔之间一一以免人们把他主要作为《诱惑者日记》的作者来记住。现在是时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动一场在吉勒菜厄日记”中提到的“战斗”了。克尔凯郭尔（在一篇100多页的书评之后）总结说，已经够了，不然他的话语会给这个时代添笑谈。每个个体都必须独自面对上帝，找到自我救赎的办法。
    克尔凯郭尔在《现今时代》中所进行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技术时代文化生活的模棱两可的最早和最精辟的观察。写作的机械复制使越来越多的人手中有了印刷的书籍，并最终导致了日报的诞生，在这里，自
由的媒体应该使公众获得信息。同样，绘画、音乐和“电影”的机械复制也将艺术置于更广泛的公众的支配之下。当机械复制被数字化的文字和图像的电子复制所取代时，复制的力量就会呈指数级增长，从而印证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在技术时代，世界本身正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图像”所取代。
    克尔凯郭尔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切的到来，但他对正在形成中的危险极为敏感，甚至对技术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都不予考虑。在《附言》中，克利马库斯嘲讽蒂沃利的开放是对分心和消遣的赤裸裸的邀请，其成功是以“作为生存内在性的真理”（ truth as inwardness In existence）为代价，其魅力是提供娱乐以换取“生活中更多廉洁的快乐”（《附言》，第286页）。他不喜欢新技术带来的民主可能性，不喜欢把文化生活从贵族精英手中转交到人民手中。对他来说，“人民”就是指“公众”，他对公众嗤之以鼻。他有理由担心作家和民主国家的政客会迎合“人民”最坏的一面，他把人民的胃口比作一个疯狂的罗马皇帝。他感到不安的是大众传媒有能力嘲笑和废除与众不同的东西，并以一种由主流风气为我们
锤炼和塑造的生活取代一种特立独行的和充满激情的个体生活。
这是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精髓，它努力使一切都变得安全和轻松，克尔凯郭尔关注的正是这一点。约翰内斯克利马库斯对他自己如何成为作家的古怪解释就抓住了这一点（《附言》，第186-187页）。在19世纪的欧洲，每个人都在让事情变得更轻松，克利马库斯沉思着。无论我们往哪里看，都是铁路、公共巴士、汽船电报、报纸，甚至还有解释如何阅读黑格尔的手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使事情变得更轻松，那么在对人类的贡献上，除了使事情变得更艰难外，留给他的还能有什么呢？我们在现今时代所面临的真正困难不就是所有的困难都被消除了吗？真正的危险不就是我们正在消除生活中所有的危险和风险吗？克尔凯郭尔担心我们的生活变得安全、渺小和平庸，担心生存被娛乐、便利和现成观点的洪流所淹没，从而被剥夺了其深度和个性。但是，如果现今时代的生活受到这种危险的安逸和无思虑的威胁，那么，他作为作家的使命就必须是使生活恢复到原本的困难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