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企业家vs.模糊的渴望

  
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的新奥秘 现代工作结构，至少部分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被视为理想的工作形式，宣告了传统谋生行业向更灵活的工种转型。当时工业化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众所周知由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奉行——提倡创业精神，是为了减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纷纷破产，导致爆发大规模失业的不良影响。[3]“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被推崇为一种个人摆脱依附和失业的途径、国家开创经济复苏的手段。”[4]企业家被塑造成能够重振萎靡经济的英雄人物，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5] 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政策领域一向认为妇女是传统行业向灵活创业工作转型的理想受益者（反过来也是推动者）。其中一个鼓吹妇女创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87年好莱坞热门电影《婴儿热》。该片讲述了女主角J. C. 威亚特（J. C. Wiatt）（黛安娜·基顿［Diane Keaton］饰）的故事。她是一名积极进取的职业妇女，在曼哈顿担任高级管理顾问，事业蒸蒸日上，直到在表兄身故后收养了他的孩子。应付这个强塞给她的小捣蛋鬼，把威亚特的生活搅得一团乱。就像玛格丽特·塔利（Margaret Tally）在分析该片时所说的： 虽然基顿的角色是想引人发笑，但你很快会发现，新添了个孩子后，就连基顿饰演的一个生活紊乱、一贯每周工作80小时的积极职业女性，也撑不住了。她不久便放弃了疯狂职场生活的紊乱，在一系列喜剧性小故事的推动下，体会到初为人母的快乐。[6] 然而，J. C. 威亚特并没有去当全职妈妈，为养女制作的美食激发了她开创新业务的念头。威亚特成了一名成功的母亲企业家，或“妈妈企业家”：“餐桌上开创事业、餐桌下抚育孩子的妈妈”。[7] 珍妮特·纽曼（Janet Newman）对20世纪80年代指导手册的分析，发现了类似的提倡妇女创业的说法，即只要她有“足够的自立态度、金融头脑、竞争精神和克服障碍的决心”，就能成功，就能挣得职场上的一席之地。[8]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指出，这类妈妈企业家形象试图朝着与“事业妇女”理念不同的方向，重构经济生产与家庭生育的关系。妈妈企业家力图将工作从男性化的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这一重新安排被视为自主赋权。[9] 利特勒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母亲企业家形象的树立，在意识形态方面离不开撒切尔主义（及里根主义）对社会福利的冲击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不断取消并妖魔化集体儿童保育（如日托福利），且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续的经济衰退变本加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妈妈企业家的形象才“被频频包装成一种诱人的唯才是用型就业方案，既有望解决工作的约束和育儿开销等问题，又能提供个人魅力和成就感”。[10] 过去数十年间，妈妈企业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和文化再现，数不胜数的专门网站、专题会议、指南类书籍、通俗小说、“母亲传”（momoir），以及谷歌上该词条不断攀升的点击量都证明了这一点。[11]此类表达中的形象，通常是一位从传统雇员转型为新兴企业主的女性，拥有并经营着更适合母亲角色的（有风险）项目。[12]政策方面则一边用言论强调，一边用计划推动女性，尤其是母亲创业。例如，200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鼓励妇女，尤其是母亲创业的妇女企业工作组（Women's Enterprise Task Force）。[13]接着出台了好几项计划，例如用于提升妇女信心和社交技能[14]的“超凡计划”（Prowess），以及“英国初创计划”（Start-Up Britain）。首相卡梅伦在2012年关于英国初创计划的演讲中，用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从厨房开始事业的例子，说明了女性创业带来的好处。[15]寻找“错失的百万”女性企业家，是卡梅伦政府“妇女与经济行动计划”（Women and the Economy Action Plan）的核心。2014年，该计划推出“商业伟业”（Business Is Great）网站，为妇女提供创业方面的建议，并宣布拿出100万英镑的“妇女与宽带挑战基金”（Women and Broadband Challenge Fund）用于政府超高速宽带推广计划的一部分，鼓励女性领导的企业争取基金，创建线上企业。[16]
==========
同样，美国政府的政策文件和计划也把妇女创业表述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她们达成工作生活平衡、实现个人抱负的途径。2017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宣布成立美加女性企业家和商界领袖促进委员会（US-Canada Council for Advancement of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Leaders）。白宫发表的一份新闻通告称：“特朗普总统希望更多女性把她们独特的视角和优势带入商界，政府会为此铺好道路，在国民经济中充分发掘妇女企业家的潜力，让美国再度雄起。”[17]在这一背景下，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一跃成为代表和引领女性创业精神的核心人物。伊万卡在其2017年著作《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Women Who Work: Rewriting the Rules for Success）一书中，讲述了她成功创建服装品牌及周边业务的妇女创业励志故事（需要注意的是，她完全不提自己坐享的资本和资源，那是很多试图创业的妇女所不具备的），为能成功成立和经营公司、同时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感到自豪。伊万卡·特朗普在大肆宣扬她的成功、进一步巩固其女权倡导者形象的同时，还在2017年7月的20国峰会上推出了女企业家融资倡议（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简称We-Fi）——一项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的世界银行基金项目。
==========
媒体和政策再现上的妈妈企业家包含三大特点。首先，它被描述成解决了工作育儿两手抓的难题。[18]利特勒发现，很多流行文本都把妈妈企业家说成一种唯才是用的方法，能够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企以及很多岗位的性别歧视和缺乏弹性而加剧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妈妈企业家在得到媒体和政府提倡的同时，也遭到了贬低。管理学学者凯特·刘易斯（Kate Lewis）指出了“在公众眼里，女企业家是如何不如男企业家专业、成功和目标明确的”。[19]刘易斯对媒体报道的分析指出，女领导的企业常常被表述成小型、呆板的企业，实践与绩效方面都不如男人掌管的企业；前者基本建立在传统意义的妇女技能上，在家庭环境下运转，不过是将女人的养育角色与经济服务对接起来的做法。 妈妈企业家的第二个特征，是个体经营。它的普及得益于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自营职业人数攀升的大背景，渐渐代表了当前自营职业的潮流，反过来也夯实了它的地位。[20]斯蒂芬妮·泰勒（Stephanie Taylor）在分析创业和当前创作类工作的话语时指出，自2011年起，英国准许失业人员申请“创业津贴”（New Enterprise Allowance），“期望想象中失业人士的死气沉沉能转化成企业家的元气满满”。[21]其中，创作领域的个体经营和创业越发受到重视，数字化小微企业就是常见的例子。这类工作常被媒体或政府描绘成自主、灵活、不受社会文化障碍约束的模样。
==========
6. Margaret Tally, “She Doesn't Let Age Define Her: Sexuality and Motherhood in Recent ‘Middle-aged Chick Flicks,’” Sexuality & Culture 2, no. 10 (2006): 33-55. 7. Jo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Culture, Power and Myths of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8), 179. 8. Janet Newman, “Enterprising Women: Images of Success,” in Off-Centre: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ed. S. Franklin, C. Lury, and J. Stacey (London: Routledge, 1991), 241, cited in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95. 9.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0.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87. 11. Duberley and Carrigan, “Career Identifiers”; Carol Ekinsmyth,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Spatialities and Practices of UK ‘Mumpreneurs,’” Geoforum 42, no. 1 (2011): 105;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2. Candice Harris, Rachel Morrison, Marcus Ho, and Kate Lewis, “Mumpreneurs: Mothers in the Business of Bab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Annua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Conference (ANZAM) (2008): 1-17. 13. 在Ekinsmyth,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105中有讨论。 14. Ekinsmyth,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111. 15. David Cameron, “PM Transcript: Start-up Britain Speech in Leeds,” January 23, 201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transcript-start-up-britain-speech-in-leeds. 16.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 “Female Entrepreneurs Set to Benefit from Superfast Broadband,” May 13,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emale-entrepreneurs-set-to-benefit-from-superfast-broadband; 另见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 “The Burt Report: Inclusive Support for Women in Enterprise,” February 201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03004/BIS-15-90_Inclusive_support_for_women_in_enterprise_The_Burt_report_final.pdf. 17. Cited in MacLellan Lila, “The Canada-US task force of women CEOs in a photo op with Trump and Trudeau seems to have ‘vaporized,’” Quartz, April 26, 2017, https://qz.com/966970/trump-and-trudeaus-canada-us-task-force-of-women-ceos-seems-to-have-disappeared-two-months-after-its-photo-opp/. 18. 乔·利特勒举了2008年畅销书《餐桌大亨》（Kitchen Table Tycoon）的例子，其封底的宣传语写道：“许多妈妈辞掉正职，开始自己创业，希望能省下托儿费用，并多陪陪孩子。”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80. 19. Kate V. Lewis, “Public Narratives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Fairy Tale or Fact?” Labour & Industry: A Journal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of Work 24, no. 4 (2014): 336. 20.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Stephanie Taylor, “A New Mystique? Working for Yourself in the Neoliberal Economy,” Sociological Review 63 (2015): 175. 如今，英国自营职业者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美国2015年时，自营职业者占总就业人口的10.1%。美国劳工部（Bureau of Labor）数据，“Self-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2016, https://www.bls.gov/spotlight/2016/self-employment-in-the-united-states/pdf/self-employment-in-the-united-states.pdf。 21. Taylor, “A New Mystique?” 181. 22. Cited in Felicity Hannah, “80% of Self-employed People in Britain Live in Poverty: Freelance Perks Mask Growing Fears of Financial Ruin for Millions,” Independent, June 8,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money/spend-save/80-of-self-employed-people-in-britain-live-in-poverty-a7070561.html.
==========
23. Nathan Heller, “Is the Gig Economy Working? Many Liberals Have Embraced the Sharing Economy. But Can They Survive It?” New Yorker, May 15, 2017,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5/15/is-the-gig-economy-working.
==========
媒体和政策再现上的妈妈企业家包含三大特点。首先，它被描述成解决了工作育儿两手抓的难题。[18]利特勒发现，很多流行文本都把妈妈企业家说成一种唯才是用的方法，能够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企以及很多岗位的性别歧视和缺乏弹性而加剧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妈妈企业家在得到媒体和政府提倡的同时，也遭到了贬低。管理学学者凯特·刘易斯（Kate Lewis）指出了“在公众眼里，女企业家是如何不如男企业家专业、成功和目标明确的”。[19]刘易斯对媒体报道的分析指出，女领导的企业常常被表述成小型、呆板的企业，实践与绩效方面都不如男人掌管的企业；前者基本建立在传统意义的妇女技能上，在家庭环境下运转，不过是将女人的养育角色与经济服务对接起来的做法。 妈妈企业家的第二个特征，是个体经营。它的普及得益于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自营职业人数攀升的大背景，渐渐代表了当前自营职业的潮流，反过来也夯实了它的地位。[20]斯蒂芬妮·泰勒（Stephanie Taylor）在分析创业和当前创作类工作的话语时指出，自2011年起，英国准许失业人员申请“创业津贴”（New Enterprise Allowance），“期望想象中失业人士的死气沉沉能转化成企业家的元气满满”。[21]其中，创作领域的个体经营和创业越发受到重视，数字化小微企业就是常见的例子。这类工作常被媒体或政府描绘成自主、灵活、不受社会文化障碍约束的模样。例如，据《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一篇文章分析，2008年至2015年，英国自由职业人数惊人地上涨了36%，其中媒体等行业的自由职业人数涨幅更是高达115%。文章引用了为英国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提供支持的独立专业人员和自营职业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nd the Self-Employed，简称IPSE）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赖斯（Chris Bryce）的原话： 为自己工作有很多好处，从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到协商自己的工资，再到做自己的老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自营职业者能建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我们也看到自由职业妈妈的人数在大幅度增长——过去的五年中上涨了70%。很明显，自由职业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22] 布赖斯的评价，便是典型地将自营职业——尤其在零工经济和按需经济的背景下——说成自我支配、自由、自立、自主、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希望，是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的日程枷锁的另一种选择，同时把妈妈们看作这一美好前景的主要受益者。“零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无限个人化的价值观。”《纽约客》（New Yorker）专栏作家纳森·海勒（Nathan Heller）写道。[23]与此同时，近期关于零工经济的讨论和奥巴马总统于2017年告别演说中提到的“自主化的残酷代价”[24]，都越发突出了失去传统坐办公室工作提供的保障和福利会带来的风险和不良后果。但即便是对这种工作未来持批判态度的说法，很多仍旧（或许是无意间）提到自营职业更具弹性、自由和掌控，尤其适合母亲。比方说，《卫报》的一篇文章就指明，个体工作者面临不稳定和缺少保障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按需经济中地位低下的务工人员，尤其承担着巨大的代价。文章探讨了他们缺乏假期、病假、生育津贴等员工福利和权利，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到不公待遇，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和/或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或贷款机构获得融资，在客户不认账的情况下无法实施债务管理，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表格冗长或结算周期过长而面临的无数难以突破的困境。[25]然而，所附的插图（图5.1）却与文章完全不符：一位穿着白色针织衫的白人母亲平静地坐在家里整洁的书桌前，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本书和一个咖啡杯。她一手查阅手机，另一手抱着惬意的宝宝。图片表达的蕴意与文字截然不同：它告诉读者，妈妈企业家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理想途径，让你（中产阶级白人妈妈）在舒适的家庭环境里自由掌控，弹性工作，怡然自得。妇女的白色针织衫、婴儿的白色连体衣、背景中的白色五斗柜和整洁的物品摆放意味着秩序、平衡和宁静，掩盖了全职照顾新生儿烦杂，经常是混乱又紧张的经历，何况还要加上有偿工作的压力。这幅图粉饰了所有父母都非常清楚的一点：一边认真高效地做有偿工作，一边全职照顾婴幼儿，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
正如图中显示的，妈妈企业家的第三个特征是在家工作，这点在自营职业者中很普遍。研究表明，很多居家工作者注意到工作与家庭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他们工作的时间比上班族还要长[26]，忍受着孤独[27]，还被指望表现出学者莉萨·阿德金斯（Lisa Adkins）和玛丽安娜·德弗（Maryanne Dever）所描述的持久“工作积极性”（work-readiness）——后福特式经济对于连续工作或时刻准备工作的要求。这一点抹杀了职工生活与工作的界线，还给了国家不断削减对个体工作者扶持力度的借口。[28]然而，这些方面在居家工作的再现中大都没有得到体现。相反，在家工作被铺天盖地的正面词汇渲染成了便利的解决方案，特别适合扛着育儿重担的妇女。“想让更多妇女进入科技行业工作？”科技杂志《连线》（Wired）一则文章的标题写道：“让她们在家工作呀！”[29]梅利莎·格雷格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领域主流广告对妇女员工刻画的分析，揭示出流行文化和政府政策如何齐心协力地将在家工作打造成妈妈们的理想路线，从而维系了可以一边照顾幼儿、一边工作的谬见。格雷格指出，由此一来，政策和媒体的说法再度确认了妇女“天生偏好”弹性职业和居家工作的观念，毕竟她们（被建构）的首要身份是照顾者。[30]
==========
这一迷思在当前关于妇女、家庭和工作的讨论中越发以讹传讹，以至于虽然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妇女都离家上班，在家工作的妈妈企业家形象却依旧随处可见、颇为盛行。
==========
24. Claire Miller, “A Darker Theme in Obama's Farewell: Automation Can Divide U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2/upshot/in-obamas-farewell-a-warning-on-automations-perils.html. 25. Jon Card, “What Entrepreneurs Want from the ‘Self-employment Revolution,’” Guardian, October 6, 2016, http://www.theguardian.com/small-business-network/2016/oct/06/what-entrepreneurs-want-from-self-employment-revolution. 26. Duberley and Carrigan, “Career Identities,” 631. 27. Ekinsmyth,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Taylor, “A New Mystique?” 28. Lisa Adkins and Maryanne Dever, “Gender and Labour in New Times: An Introduction,”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9, no. 79 (2014): 5. 29. Issie Lapowseky, “Want More Women Working in Tech? Let Them Stay Home,” Wired, June 4, 2015, http://www.wired.com/2015/04/powertofly/. 30. Melissa Gregg, “The Normalisation of Flexible Female Labour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8, no. 3 (2008): 291-292.
==========
妇女与零工经济的选择性亲和 在这一背景下，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或按需经济常常被描述成妇女尤其是妈妈企业家们实现自我、获得成功的理想平台。虽然近期有部分政策和媒体报道谈到了零工经济中劳务的不稳定、脆弱性和不公待遇，但大多数讨论仍旧沉浸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认为共享经济是创造和扶持新就业模式，
==========
很多人认为数字化收益平台具备很大的优势，包括自由、灵活地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还能把爱好或消遣转变为经济来源。[33]有调查显示，目前享受这些所谓优势的人群中，男人多于女人。在英国，男零工人数大约是女人的两倍[34]；美国的零工经济报告虽显示男女比例稍为均衡，但男性人数仍占上风[35]。不过，某些零工经济领域的妇女从业人数更多，包括专业的自由职业者、直销和服务平台，因此有人认为妇女正在赶超男人。[36]尤其是被视为成功、高收益职业跳板的社交媒体平台[37]，就很受妇女青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显示，妇女更喜欢利用社交媒体在网上兜售商品。[38]
==========
妇女被日渐宣扬成零工经济的理想工作者：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自由职业和合同工作，新闻媒体和网站常常将零工经济描绘成妇女工作的未来。《今日美国》（USA Today）上一则典型的报道称：“零工经济的面貌越发女性化——和赋权化。”[39]这类热情的报道常常称零工经济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工作形式，令妇女尤其是母亲们能够平衡和克服就业市场上出现的种种不平等。[40]按需经济下的妇女创业不断被渲染成脱离男性主导企业的一种积极谋生出路，给予妇女弹性工作、激发创造力和实现自我的机会。
==========
32. Heller, “Is the Gig Economy Working?” 33. Aaron Smith, “Gig Work, Online Sharing and Home Sharing,”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7, 2016,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11/17/gig-work-online-selling-and-home-sharing/. 34. Brhmie Balaram, Josie Warden, and Fabian Wallace-Stephens, “Good Gigs: a Fairer Future for the UK's Gig Economy,”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April 2017, https://www.thersa.org/globalassets/pdfs/reports/rsa_good-gigs-fairer-gig-economy-report.pdf; Sarah O'Connor, “Gig Economy Is a Man's World, Data Show; Labour market,” Financial Times, April 27,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5b74dd26-2a96-11e7-bc4b-5528796fe35c. 35. Douglas Holtz-Eakin, Ben Gitis, and Will Rinehart, “The Gig Economy 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Trends,” Aspen Institute, January 2017, https://assets.aspeninstitute.org/content/uploads/2017/02/Regional-and-Industry-Gig-Trends-2017.pdf. 36. Hyperwallet, “The Future of Gig Work Is Female: A Study on the Behaviors and Career Aspirations of Women in the Gig Economy,” April 10, 2017, https://www.hyperwallet.com/app/uploads/HW_The_Future_of_Gig_Work_is_Female.pdf; Trebor Scholz,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ambridge/Malden: Polity, 2017); Anna Sussman and Josh Zumbrun, “Contract Workforce Outpaces Growth in Silicon-Valley Style ‘Gig’ Job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5,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ntract-workforce-outpaces-growth-in-silicon-valley-style-gig-jobs-1458948608. 37. Brooke Duffy, “Gendering the Labor of Social Media Productio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5, no. 4 (2015): 710; Erin Duffy and Emily Hund, “‘Having It All’ on Social Media: Entrepreneurial Femininity and Self-Branding Among Fashion Bloggers,” Social Media + Society 1, no. 2 (2015): 2. 38. Smith, “Gig Work, Online.” 39. Mina Haq, “The Face of ‘Gig’ Work is Increasingly Female—and Empowered, Survey Finds,” USA Today, April 4,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17/04/04/women-gig-work-equal-pay-day-side-gigs-uber/99878986/. 40. 例如，Manon DeFelice, “Why Women Can—and Should—Cash In on the Gig Economy,” Forbes, March 15, 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nondefelice/2017/03/15/why-women-can-and-should-cash-in-on-the-gig-economy/#2b9a6f341fb3; Jenny Galluzzo, “How the Gig Economy Is Changing Work for Women,” Entrepreneur, October 12, 2016,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82693; Amanda Schneider “GigaMom: How the ‘Gig Economy’ Is Opening Up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Who Love Work and Life,” Huffington Post, April 15, 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manda-schneider/gigamom-how-the-gig-econo_b_9691588.html; Michelle Wright, “The Gig Economy—A Helpful Spur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5,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michellewright/the-gig-economy-_b_9235512.html. 41. Kate Lewis, Candice Harris, Rachel Morrison, and Marcus Ho, “The Entrepreneur-ship-Motherhood Nexu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from a Boundaryless Career Perspective,”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 no. 1 (2015): 23.
==========
[46]对这类网站的分析显示，易集、易贝（Ebay）店主和时尚博主等发布的故事和个人育儿心得，强调了当孩子还小时，在家工作是多么重要——“是个两全其美的妙法”。[47]妇女在这类网站上的自我呈现突出了生活光鲜亮丽的一面，把生意说成“激情狂购”[48]，而隐去了实现这种愿景需要付出的心血、资本和自律。[49]安杰拉·麦克罗比指出，这种“激情工作”论代表着后福特主义工作模式的兴起，但其中至关重要的情感和精神劳动，却是受到忽视而不被承认的。[50]布鲁姬·埃琳·达菲（Brookie Erin Duffy）和埃米莉·亨德（Emily Hund）在研究时尚博主时发现，博主们强调激情是为了淡化她们的创业艰辛，（再度）打造出“个人成功［是］靠发掘内在动力”[51]的理念，也因此将失利归咎于个人：如果她没能在不断变化的职业领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缺少激情。[52]达菲认为，数字经济领域这种好高骛远的想法，“为该行业抹上了浪漫色彩，而实际上它的市场环境和可发挥的作用已经越发地高风险、不稳定、多变数——而且不浪漫了”。[53]类似地，伊丽莎白·内桑森（Elizabeth Nathanson）分析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网络时尚博客发现，妇女的博客“通过时装展现了一种自我掌控和未来繁荣的幻想”，这一点既延续了消费主义构成女性气质的观念，也体现了即使制度性约束再大也能实现成功的观点。[54] 妇女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成功，不但被描述成不受制度性条件的制约，最近一些讨论还称其为突破那些制度性约束——尤其是用人单位难以顾及照护责任的制度局限——的办法。安妮—玛丽·斯劳特的畅销书《未竟之业》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这位美国外交专家意识到了按需经济受到的批评，尤其是因优步（Uber）等案例而广为人知的员工工资低于最低标准、缺少福利和保障的缺陷。即便如此，她仍旧强调零工经济的“巨大前景”，尤其是对妇女而言。
==========
45. Brittany Frey, Handcrafted Brunette blog,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truthinkapparel.com/single-post/2017/02/17/Handcrafted-Brunette. Last accessed October 24, 2017. 46. Duffy and Hund, “‘Having It All’ on Social Media,” 8. 47. Susan Luckman, “Women's Micro-entrepreneurial Homeworking: A ‘Magical Solution to the Work–Life Relationship?”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30, no. 84 (2015): 154, 148. 另见Michele White, “Working eBay and Etsy: Selling Stay-at-Home Mothers,” Producing Women: The Internet, Traditional Femininity, Queerness, and Creativity (Abingdon/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5), 33–64; Julie A. Wilson and Emily Chivers Yochim, Mothering through Precarity: Women's Work and Digital Media (Durham, NC/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8. White, “Working eBay and Etsy.” 49. Duffy and Hund, “‘Having It All.’” 50. Angela McRobbie, Be Creative: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w Culture Industries, (Cambridge: Polity, 2016), 89. 51. Duffy and Hund, “‘Having It All,’” 4. 52. “‘Having It All,’” 5. 53. Brooke Duffy, “The Romance of Work: Gender and Aspiration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Cultur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no. 4 (2016): 454. 54. Elizabeth Nathanson, “Dressed for Economic Distress: Blogging and the ‘New’ Pleasures of Fashion,” in Gendering the Recession: Media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usterity, ed. D. Negra and Y. Tasker (Durham, NC/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 另见Doris Ruth Eikhof, Juliette Summers, and Sara Carter, “Women Doing Their Own Thing: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 Research 19 (2013): 547-564. 这则对于英国女性杂志上女企业家介绍的评论认为，这类再现既反映也延续了创业活动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55. Anne-Marie Slaughter, 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 (London: Oneworld, 2015), 210.
==========
泰勒认为，当代这类妈妈企业家的再现，构成了一种延续20世纪60年代女性奥秘的“新奥秘”，用手工艺这类小型家庭创业项目将妇女束缚在家中，阻止她们成长为社会的一分子。[60]“打着为自己工作旗号的新奥秘，其本质依旧是排斥，它怂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边缘地位。”泰勒如是写道。[61] 如果这一新奥秘的核心是妈妈企业家形象和对零工经济的热情描述，那么它们是如何塑造我采访的妇女们的想象、欲望和梦想的？又塑造到了什么地步？在当前妈妈企业家和零工经济再现所建立和鼓动的文化构想之下，我们该如何理解本章开头提到的纠结——妇女们难以具体地设想或阐述她们对未来有偿工作的愿景？ 模
==========
61. Taylor, “A New Mystique?” 175. 62. Taylor, “A New Mystique?” 174. 63.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1991), 32; 另见Eva Illouz, Saving the Modern Soul: Therapy, Emo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Self-hel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64. Illouz, Saving the Modern Soul, 184. 65. Friedan, Feminine Mystique, 284. 66. “Interview: Rebecca Asher, Producer and Writer,” The Scotsman, April 3, 2011, http://www.scotsman.com/lifestyle/culture/books/interview-rebecca-asher-producer-and-writer-1-1572297; 另见Rebecca Asher, Shattered: Modern Motherhood and the Illusion of Equality (New York: Vintage, 2011), 6。 67.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68. Friedan, Feminine Mystique, 192. 69.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87. 70. Stephanie Taylor and Susan Luckman, The New Normal of Working Lives: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Work and Employ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71. Rosalind Gill, “‘Life Is a Pitch’: Managing the Self in New Media Work,” in Managing Media Work, ed. M. Deuze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2010), 249–262; Wilson and Yochim, Mothering through Precarity, 176. 72. Friedan, Feminine Mystique, 280. 73. Friedan, Feminine Mystique, 281. 74. Littler, Against Meritocracy, 187.
==========
泰勒认为，当代这类妈妈企业家的再现，构成了一种延续20世纪60年代女性奥秘的“新奥秘”，用手工艺这类小型家庭创业项目将妇女束缚在家中，阻止她们成长为社会的一分子。[60]“打着为自己工作旗号的新奥秘，其本质依旧是排斥，它怂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边缘地位。”泰勒如是写道。[61] 如果这一新奥秘的核心是妈妈企业家形象和对零工经济的热情描述，那么它们是如何塑造我采访的妇女们的想象、欲望和梦想的？又塑造到了什么地步？在当前妈妈企业家和零工经济再现所建立和鼓动的文化构想之下，我们该如何理解本章开头提到的纠结——妇女们难以具体地设想或阐述她们对未来有偿工作的愿景？ 模糊的渴望 受访妇女们对理想未来的描述，与妈妈企业家和零工经济幻想的愿景惊人地吻合。大多数受访者希望用人生做点别的事情，也就是在家运营自己成功的事业，同时协调好育儿责任。在她们的想象中，未来最好是从事小规模的行业，大多独自在家完成，期望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满足感和自豪感，从办公室全职工作的条条框框中解脱，收入稳定，工作内容还刺激有趣。
==========
她意识到“一点打算没有”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用了两种流行理论，来为自己对未来一片模糊辩解。第一种是自我发展的治愈论。达娜将自己缺少具体规划置于“我们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中。治愈论认为，自我处于情感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就像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的，自我是个体需要不断调整、转变和提高的反思性工程。[63]虽然这种说法暗示心理健康是个体的责任，但社会学家埃娃·伊卢（Eva Illouz）也发现，“它令人们摆脱了生活不如意是自身过错的道德压力”。[64]因此，一方面，自我发展和自我转变的治愈论将情感和心理健康归责于自身：达娜一直在追求“找份合适的活儿”，以获得“舒心”和“平静”；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也让她摆脱了所有道德负罪感：过去十年里一直处于无业状态，也不清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被说成自我发展渐进过程的一部分。 达娜将自我发展的治愈论与另一套关于零工经济和未来工作的流行理论结合了起来。她对未来工作的愿景与制度性市场环境是脱节的，而后者恰恰是零工经济的前提。她所追求的“适合的活儿”，只不过是理想工作领域的一抹幻影。按需经济的浮词烘托起一种未来职业无边界的幻想：不同于她过去的职业，将带给她极大的工作弹性和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机遇。而认为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工作”，即结构分明的、坐办公室的工作，稳定、确定、有特定技能要求的专业性工作，这样的观念助长了对未来职业的幻想，令她不再积极寻找具体的未来工作。
==========
类似地，蕾切尔也兴奋地谈到自营职业能带来弹性、满足和自由的幻想。
==========
蕾切尔的叙述和达娜一样，本质上也没说明白未来具体要做哪种有偿工作，而深信传统形式的工作不具备她所渴望的弹性、幸福和掌控感。无边界零工经济的畅想以及作为其典型形式的自营职业，为实现“替人卖命、受制于人”所无法获得的意义和好处打开了一条所谓的通途。 需要注意的是，被受访妇女视为掌控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与工作关系的办法的，是在家工作。葆
==========
这么多受访妇女对未来的视野都局限于家中，令人纳罕。毕竟对很多人来说，矛盾就在于家正是她们在日常主妇生活中经历不独立和不平等的隐痛、忍受孤独和隔绝的场所（好几位妈妈都承认有这样的感受）。久居家中削弱了她们的社交能力，而且关键是削弱了她们将喜悦和挣扎去个体化、去私人化的能力。但她们一谈到当妈妈企业家的未来生活构想，便仿佛忘却了所有由家造成的不平等和隔绝感。妈妈创业无形之中认同了家里的不平等分工。无论是妇女们的自述，还是媒体和政策话语，都把家重塑成一个近乎神奇的空间，是中产妇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理想之地。妇女们设想自己是加入数字经济浪潮的自营职业者，实现了灵活的居家工作，享受着掌控、自由和独立——哪怕工作地点时时刻刻提醒着她们依靠丈夫过活的本质（第4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们把在家工作想象为健康、理智而平衡的选择，不同于过去在男人主导的公司里做过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也不同于目前不平等婚姻关系中的全职妈妈职业。 在家工作的愿望常常伴随着对参与按需数字经济的向往。
==========
然而，“走出去”的条件是满足一项重要禁令：“必须是在孩子身边工作”——妇女们在描述她们设想的未来工作时，常常会提到这一句。“那活儿必须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我能在家做的，而且［那活儿］能赚很多钱。”凯蒂大笑着扬言。凯蒂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所改变（她多次使用“我想”“我想要”这样的句式）。她想照着妈妈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来开始自己的事业，但也意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
==========
这些妇女没有深究内部问题，深究把家庭照护者和家庭管理员设定为她们首要（甚至是唯一）角色的不平等机制，而是转向外部，寻求某种能消除这些不平等，让她们的欲望得以释放或实现的外在力量。在过去11年里，每年9月到12月期间，珍妮特都会寻找那种外力，在妈咪网（Mumsnet）等网站上搜索能带给她“实现梦想、赚到钱而且适合边带孩子边做的完美、活络的兼职”创业项目。
==========
因此，那种加入振奋人心的数字化按需经济，成为在家工作、自营职业的妈妈企业家的遐想，似乎在释放的同时又再度压抑了女性的欲望。它一方面满足了她们做更多事、走出去的梦想——通过做创造性、刺激、有意义且高回报的工作来发展和实现自我——但同时又提醒她们妈妈企业家中的“妈妈”身份。妈妈企业家的理念不仅没有质疑为何照护工作仍被归为妇女的主要责任，反而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职责融合成适于妇女的新模式，又制造了一种幻想。
==========
受访妇女们的丈夫会支持妈妈企业家的想法和数字化零工经济的前景，或许也在意料之中。很多妇女说丈夫（和弗里丹的一些受访者的丈夫一样）[68]鼓励她们“找出”自己“非常热衷”、未来“真的很想”做的事，而且是能在家里做的，“不影响带孩子”
==========
蒂姆认为，这种妇女在家工作并继续担当照护主力的“新就业模式”，可以实现他在后面采访中所谓的“超越性别政治”的乌托邦愿景。过去金融或法律等“愚蠢”而死板的行业里妇女在办公室遭受的不公待遇，似乎随着灵活的、“依赖数字媒介的”在家办公的兴起得到了解决。但讽刺的是，他视为新工作模式代表的妇女典范，谢丽尔·桑德伯格和玛丽莎·梅耶尔等人，从事的都是高强度、高时长的工作，正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见第2章的讨论）。最让人吃惊的是，蒂姆不觉得他或者广义上的男人，对于实现这种乌托邦愿景有自己的责任——他要求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家里见面。他的阐述从一开始就完全从妇女的角度展开：“我能做着自己的事情，又当女人，又养孩子。”那种一个人可以既当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又照顾好孩子的可能性，是不在这种愿景的考虑范围内的。正如利特勒指出的：“我们没听说有‘爸爸企业家’（dadpreneur）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在家创业的。企业家的男人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常态。
==========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困难是当代工作形势和广泛就业形势的典型特征，是斯蒂芬妮·泰勒和苏珊·勒克曼（Susan Luckman）所说的“工作生活新常态”的一部分。[70]例如，罗莎琳德·吉尔对文化和创意工作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乐观和悲观的说法之间摇摆不定，无法明确表达出想象中的未来。类似地，朱莉·威尔逊（Julie Wilson）和埃米莉·奇弗斯·约奇姆（Emily Chivers Yochim）在《母职飘摇路》（Mothering through Precarity）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居家工作的妈妈们虽然渴望拥有另一番天地，“但往往无法清醒地认识或想象它们”。[71] 不过，她们在想象未来时的苦苦纠结，虽然短暂而不完整，却也时不时地暴露出妈妈企业家幻想与就业前景之间的落差，揭示出数字经济下性别平等乌托邦式愿景的局限。
==========
[72]大部分妈妈企业家是业余人士，而非专业人士，而“从业余到专业的飞跃，往往正是一个女人要脱离‘怪圈’所最难做到的”
==========
杰拉尔丁和埃米莉的描述，辛酸地揭露了妇女要在长时间的空窗期后回归有薪岗位，把自己奇迹般地改造成妈妈企业家，享受按需经济下的掌控力、自由、灵活和自我实现，这一幻想是多么脆弱。这是一种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它给妇女提供的现成脚本要她们否认自身的渴望——让自己“走出去”——与阻碍它实现、把她们束缚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制度性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
==========
杰拉尔丁和埃米莉的描述，辛酸地揭露了妇女要在长时间的空窗期后回归有薪岗位，把自己奇迹般地改造成妈妈企业家，享受按需经济下的掌控力、自由、灵活和自我实现，这一幻想是多么脆弱。这是一种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它给妇女提供的现成脚本要她们否认自身的渴望——让自己“走出去”——与阻碍它实现、把她们束缚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制度性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正如利特勒指出的，妈妈企业家主义极少会鼓励男人多参与照护孩子，从而破除大男子主义。[74]相反，它还是把母亲摆在育儿主力的位置上，同时要求她们居家的状态具备经济生产力。它巩固的还是那套女人应该“想出什么办法”来兼顾这两个领域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