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陈独秀特别指责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过分的沙文主义,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或天下的观念不懂得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之《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写作态度更冷静。他在文章开头坦率地表露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文如下:“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架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会惊奇地发现,它基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愿放弃他的人类精神是人类历史中具有创造性的主导力量的观点。他没有把俄国革命本身当作人类精神的创造性能的明证来欢迎吗?他愿意承认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除非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伴随人类精神的转变,否则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是毫无结果的。(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身将产生人类精神的转变的观点不同。)此外,在文章最后的分析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前,宗教和政治是欧洲社会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制度的兴起,经济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抛到背后,正是在这社会环境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因而它们必然被认为是时代的产物,当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些观点自然会被取代。简言之,这些就是直至1919年5月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一期上刊载的其他文章,大多数是在客观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许多在语气上是高度审慎的。人们从这些文章中很难得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这样的印象。
    陈独秀大声疾呼:“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 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气短， 所以我不抱悲观。” 如果民主失败了，那么是因为中国人只是 从上层统治阶级强加的政治制度方面考虑民主。杜威充分说明 了“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   。 民 主 必须具有一种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们生活内容的 一部分，必须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只要人民作为 一个整体还没有完全具备民主态度，没有参与到民主生活进程 中来，有关内阁制、议会制甚至集权制度与联邦制度的讨论都 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连起码的人民主权含义的概念都没有的 政党，以及在共和招牌后继续搞专制主义老一套的军阀是不能 寄予任何希望的。
 那么，回顾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他们从自 觉的反传统倾向出发，都向西方寻找真理。尽管他们的思想倾 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那种提供包罗万象的万能的解决方法的 世界观。李大钊含糊但乐观的思辨哲学的观点为他接受布尔什 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作了准备，而随后局势使他的信仰达 到如此坚定的程度，以至于他不久实现了与所有哲学保守思想 的决裂。陈独秀将他全部希望寄托在自由的民主与唯物的科学 的结合上。然而，他的热情，急躁的天性，不久就因“无神的 共和主义”的无法实现而受挫。他的挫折曾经一度归结为约 翰 杜威的民主概念的宽泛定义。然而杜威的单调的渐近的方 案，不能以其单纯的二元论和对革命知识分子引人注目职责的 许诺长时间地抗拒列宁主义世界图景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
毛泽东可能是这些早期 党员中少数几个凭借经验意识到列宁主义是一种组织方法 而不单纯是另一种学说的人中的一个。虽然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 的接触使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在湖南组织活动的 经验使他认识到“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 能实现革命性变革”。当然，这个见解是列宁主义方法的重要内 容之一   不单纯为实现革命性变革   而是为获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