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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注意到，近世中国士人的人格成长，通常是在两种空间力量的型塑下展开的。一种是由朝廷、科举、宗族等制度性因素支撑的（以父权制为根基）威权空间。它为儒家价值观的社会下沉和铺展提供了主要途径，也是读书人实现社会认同的主要手段，更是儒家“强者”性格的重要表征，其力量主要是通过以“礼”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展示的。另一种力量则是非制度性的，那就是在家庭内部，由母性角色提供的情感哺育。尽管它也是在儒家正统价值规范的辐射范围内，并且主要是补充性和救赎性的，而不是颠覆性的，但它毕竟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更为温暖、更具弹性的实践空间，满足了人在成为“强者”之外的另一种情感和心理需求，对威权空间起着均衡和弱化的作用（但同时也吊诡性地支持了后者的运转）。然而，在颜元那里，这两个空间的作用力是极不对等的：情感空间的力量不但明显较弱，其作用方式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其思想中的威权因素—一对于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想象，为他强化人伦等级秩序、建立父权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强者”的生活中，人的软弱性不值一提—一却也始终未曾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