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于是，我只好只身一人在这角斗场上努力拼搏。如今五十年过去，我的一些论点已经为公众所接受了，而它们当初的提出似乎都是非常大胆的。我的另一些论点则仍然没有定论。先驱者的命运总是难以捉摸的：他的同代人可能当即就会支持他，于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体的强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于是他过早地撒在地里的种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给下一代了。这就是一些书和文章会获得令作者吃惊的延期成功的原因：它们在发表10年、15年之后才遇到真正的读者，而且有些支持的力量还来自外界。
这些来自外界的支持力量，是我从1910年起潜心研读了亨利·皮雷纳的一些书之后才发现的。我先是读了他在弗拉马里翁丛书中的一本小部头的《荷兰的古代民主》，然后又读了他的《比利时史》的前几卷，接着又等到了他的一些学术论文问世，这些论文都很出色，堪称他的绝唱，这些论文便是：191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史的各阶段》，1922年出版的《穆罕默德与查理大帝》，1923年出版的《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时期与加洛林王朝时期》，最后是1927年出版的堪称瑰宝的小书《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史论》。这些书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安全感。看到一位跟我志趣相投的比利时强者迈着王者的稳健步伐穿越历史，我首先感到的是心安气顺，接着就是一种由衷的快乐。而青年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带给我的，又是另一种快乐。他比我小8岁，但已经以一种稍稍不同的方式自行确定了研究方向。他像兄弟一样支持我，不遗余力地在他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延续并强化我的努力成果。我们俩在1929年创办了《年鉴》，该杂志从第一期起就得到勒伊略的忠诚支持，而他的支持比亨利·皮雷纳的祝福又要实在得多，因为他提供的是慷慨的合作。这个杂志迅速获得了成功，其高洁的活力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正是它，在我周围聚集起了一个热情友好的小圈子，这一功绩，实在非同小可。而且它还在继续构筑这个小圈子：你们看，费尔南· 布罗代尔不是也来了吗？他关于地中海历史的杰出探索已引起许多热烈的共鸣，而他未来定会大胆地推进经济史的革新；乔治·弗里德曼也来啦，他关于个体和集体灵魂的分析鞭辟入里，研究对象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直延及那些无名的机器奴仆；还有您，夏尔· 莫拉泽，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心的热切探索者，新方法的执着追寻人，也加入了我们；最后，还有你们大家，我的合作者们、我的读者们、我的学生们和我的国内外同行们，是你们对我的那种带有殷切期待的爱，维持着我的力量，支撑着我的热情。这些话我不能不说，在这个文集的开头我必须得承认，我欠着许许多多的人和场所，许许多多接受过我的教研机构的人情，从高等师范学校（1899—1902）和梯也尔基金会，到第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其他机构中，有为我提供一年教授职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后，自1933年开始，还有高贵的法兰西公学院。我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些崇高的讲坛才得到广泛传播的。
但愿这几页彼此差不多的文字还能为我所钟爱的事业服务，而且我还希望它们的感染力能够再大一些！这些年来困扰我们的焦虑可谓多矣，而此时我并不想学着米什莱的腔调这样说人民：“老老少少，我们都厌倦了。”年轻人厌倦了吗？我非常希望他们没有厌倦。老年人厌倦了？我不认为他们厌倦了。经历过那么多的悲剧和动荡，天际已露出耀眼的曙光。一个新的人类在鲜血和痛苦中呱呱坠地。而在这个时刻，通常都会降生一种新的历史学，一种与未曾预料的新时代相称的历史科学。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就这种新历史学的方向提前做出预测，并积极顺应之，以使我个人的涓涓细流得以汇入它的滚滚洪流。
1952年圣诞节于勒苏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