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四方何处不“三和”

1，作者自述是介于“社会学调查报告”和”社会纪实文学“之间的社会现象”白描“；抽取了一个特定时空下的以”日结“为谋生方式的年轻打工群体的”活着“的生存状态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
2，值得一读的是开篇《写在前面的话》和最后的第七章《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其他都是有关背景、打工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各种边缘灰色活动，实际人物的逐一展开，行文用词比较细琐，颇多重复。
3，没有太多与国外”贫民窟“或者同类人群的对比研究和展开；
4，一个特定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不均衡产生的被工具化、边缘化的”农二代“劳工群体，也是留守儿童的长成后的群体，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既不愿意做工具人，也无法成为”自由民“，夹在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当中被时代洪流裹挟着的群体，又依靠时代产生的物质红利和低成本生活方式毫无质量地”活着“。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孤独地以”群体“的方式自我放逐。这个群体没有凝结核，也没有共同叙事故事，仅以行尸走肉的方式呈现与时代和社会的对抗。就时代而言，这个群体似乎没有出现过但随处可见，就空间而言，这个群体即便不在三和，也会在任何地方聚集发生。本质上，这个群体是连”降虏“都算不上和”献祭“价值都没有的、根本没有不在”众神“眼中的蝼蚁。但望眼神州，这个群体无处不在，而且肉眼可见越来越大，放眼四方，何处不是三和。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潜伏”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国内首部“三和大神”纪实。李培林、李银河、梁鸿、熊培云诚挚推荐。）林凯玄
161个笔记
◆ 写在前面的话
>> “三和大神”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典型
>> 很多研究者可能认为把事实说清楚的白描方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这或许不是最好的研究，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过程中最缺乏的研究。
>> 威尔逊的《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 至少目前三和可能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接近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
>> 拄着理论的拐杖去寻找理想中因果关系的研究模式都不太适合，不如抛开种种桎梏，使用白描研究的分析方式打开局面
>> 三和青年的出现离不开工业化发展，以及中国在整个工业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
>> 因为本地人的数量极少，深圳可以说几乎没有本土文化，基本看不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存在的排外现象，不排外的特色决定了深圳的管理模式与其他大城市相比有很大进步空间。也就是说，相对于北上广等大城市，深圳是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包容，且敢于探索的城市
>> 从三和青年作为底层社会代表的角度来看，结果更可能是一部分无法融入深圳、被淘汰的青年人群并没有离开，而是试图继续在深圳低成本地存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他们的低成本生存提供了一定现实条件和生存空间，至少在高速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能平均化地共同发展，相当数量的“低端”岗位需要有人承担，这就给三和青年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
>> 社会流动的视角来看，深圳的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人口的地域流动，还包括职业流动和身份流动
>> 这一流动模式所具有的经济上接纳、社会上孤立、身份上排斥的特点，导致大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合理的社会保护
>> 黑中介、黑工厂之所以敢向流动人口下手，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应对劳资纠纷的手段不多，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黑中介、黑工厂才屡屡得手，而流动人口也自然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进而沦为城市社会底层，底层社会的出现是目前社会流动模式的真实体现。
城市建设的原材料和经济发展的燃料。
>> 每一个三和青年也和别人一样，怀揣梦想和憧憬，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融入大都市。虽然他们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融入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但大城市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而是把他们作为“替换品”。
>> 从深圳的发展进程来看，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十分明显。在同样面临工价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劳动保障降低、劳动环境恶化等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时，早期的农民工由于外出务工目的性很强，且多肩负家庭使命，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而“90后”和“00后”人群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烙印，他们负担的家庭压力小了很多，至少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是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90后”和“00后”身上带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
>> 缺乏手段的情况下，“90后”和“00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
>> 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过程中把农民工“非人化”对待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或许是异化，“非人化”却又不同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异化，因为“非人化”背后更多是制度因素和资本因素的有意为之，而非市场因素和资本因素自发形成
>> 从三和青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最初对社会、对工作、对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如果大城市没有排斥这群人，他们可能不会聚在高楼林立的深圳边缘的城中村里。甚至可以认为对三和青年而言，没有排斥，就没有抵制。他们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
>> 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之所以成为躯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期望难以实现。他们最大的期望可能也就是成为大城市里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
>> 毕竟，中国的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是脱节的，尤其是本应伴随着城市化的市民化进程更是极其缓慢，并非是今日的中国没有经济能力解决市民化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始终把经济发展摆在优先于社会发展的位置，其后果则可能是遭到社会发展滞后的报复
>> 可以预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滞后对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的负面作用必然难以消除，其中典型的影响就是当下农民工职业化的严重滞后。
>> 农民工职业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方面，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工作不可谓不多，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民工培训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脱节的状况。
>> 时代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给三和青年带来理想的生活，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职业化落后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之痛。
>> 物质充沛和物流发达为三和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或许这是万物互联时代意想不到的效应之一，而万物互联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则来源于手机。
>> 即便收入很低，三和青年使用手机购物和支付也是普遍现象，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
>> 三和青年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离不开深圳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 气候还给三和青年带来诸多便利：不需要沉重的行囊，无须在衣着上过多花费，还可以在露天环境下解决洗澡、洗衣等个人卫生问题
>> 三和青年看起来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却真实地融入了整个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残存在城市角落里的底层社会的这群人，
◆ 第一章 三和人力市场
>> 这些青年在深圳只是随时可以替换的“工具”，只要把“工具”拉到工厂、工地，或者任何需要人的地方，他们就算是完成了分内的工作，至于“工具”的品相，反倒无所谓
>> 三和青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挂逼。挂逼的意涵非常丰富，可以用来描述自身和他人的状态，以及用来形容任何事物。挂逼程度最高的就是死亡，如某某“大神”挂逼了；程度低一点的，就是有些人因为犯事被公安带走；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没钱吃饭、住宿，也是挂逼，有时可能是短暂的，一旦有了一点钱，挂逼状态就会消失。最末一种情况是三和青年最常使用的。
>> 三和市场是位于深圳市龙华区 [4] 的大型人力招聘市场，通常人们说三和时都会把旁边的海心新人力资源市场算在内，这两个人力资源市场因为坐落在龙华街道，合起来又被称为景欢市场 [5
>> 除了三和人力资源集团这一老牌的人力招聘公司之外，大型的人力公司还有华晖人力、兰聘人力、琪宏人力和天洁集团（其中天洁集团属于海心新人力资源市场中一家大型人力公司），加上新成立的云长虹人力公司等十余家人力公司，共同组成景欢市场中最主要的经营活动——招募劳动力。
>> 可以用一种方式表述：务工者——二中介——中介（人力公司）——工厂。
>> 人力市场、人力公司和应聘者之间的关系：人力市场和人力公司都在招聘过程中赚取收入，应聘者则是它们的“猎物”；人力市场和人力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共同体，且存在稳定、持续的合作关系，因而在出现纠纷时，人力市场管理方会倾向于保护人力公司的利益，对人力公司的一些违规行为可能会视而不见
>> 很明显，工期越短，务工者的工资越低、保障越差；而三和青年们最喜欢的日结则是工期最短、工资最低、保障最差的那种
>> 这期间身份证都由中介保存。由中介保存有两个比较充分的理由：一是这段时间内办理各种手续都需要以身份证作为基础信息，比如办理各类社会保险；二是把身份证作为抵押物，确保务工者不再用身份证去寻找其他工作。
>> 三和青年更多地选择三和、华晖和海心新三家人力公司
>> 对于务工者而言，人力市场里可供选择的工作类型几乎应有尽有，大体可分为日结、临时工、正式工三种
>> 结的工资干完活当场就发，或是回到招日结的业务员那里领取；临时工是做满工期结算工资；正式工须做满一定时间，可以借支。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日结工资数额会出现季节性变动，从侧面显示了有些时候招聘的困难程度。
>> 代办公司或是代领营业执照的通俗说法，是做公司的挂名法人代表，但没有任何资金和权力，这是三和青年走向“三和大神”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按照三和青年的解释，一些隐藏在背后的老板想开公司，但因为种种原因身份信息无法注册；还有一种外人的解释是背后老板想用他人身份成立公司，以公司名义贷款后一走了之。主要面对的人群是刚到三和的青年，他们不知其中套路，于是走上歧途。有些不想干活的青年，也会心存侥幸地做法人。
>> 在三和，微信号也是一种商品，卖掉自己的微信号时可删除全部好友，但要绑定手机号。收购者根据微信号使用时长估价。具体情况后文将详述。
◆ 第二章 住宿与“住宿”
>> 二房东大多数是较早一批来深圳的务工者，或是儿女已定居深圳，来这里帮助孩子照看家庭的老人。他们大多来自河南、湖南、江西等省份，而真正的房东是深圳土著居民，大多已定居香港。
>> 干的时间长了，二房东们也总结出三和青年的住宿规律。有一些长租的租客，住宿时间长达一两年，逢年过节也是待在床位上；临时租客在周末住宿的人数最多，有时一床难求；周一退房的人较多，可是到了晚上基本上可以重新住满，因为有很多青年计划进厂工作，由于体检或是面试不过关只能搭人力公司的车回三和，这就需要住宿一晚甚至更久。
>> 另外一种特殊的、不要钱的“住宿”方式：睡大街和“免费”住宿场所。“免费”住宿场所包括三和附近的肯德基、网咖、弓村（城中村）KTV和三和里面的网吧。睡大街则分布在“海新大酒店”“会海大酒店”（弓村）、巷子内台阶上、巷子尽头的娱乐设施旁
>> 如果说“日结”为三和各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那么廉价的居住方式则从根本上固化了三和的空间特征。这一空间特征在以往研究中，若以居住者经济状况共性描述，有人称之为“贫民窟”；若以其城市化发展进程所处阶段描述，有人称之为“城中村”；若以其与中心城区的空间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状态描述，有人称之为“城市飞地”。近来，有研究者开始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如道格·桑德斯就将其称为“落脚城市”，认为这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这些人也促进了下一拨乡村人口的迁移；更为重要的是，“落脚城市”揭示了这类地区（包括空间及居住其中的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非简单的固定实体。 [1] “落脚”既为所在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同时也为务工群体创造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与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和及三和青年之所以被关注，不是因其作为“落脚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阶层弹性，相反却是那些年轻人沉溺于城市边缘和社会底层，甚至是生存极限的自我麻痹的“大神”状态。在舆论的描述中，这里没有道格·桑德斯走访深圳时所发现的：“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 [2]
究竟是舆论的猎奇心理妖魔化了三和及三和青年的形象，还是三和如同道格·桑德斯所言：“落脚城市具有筛选作用，它把最出色的人留在了城市，其余的人最终只能返回乡村。” [3]
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其余的人”没有返回乡村，而是留在了三和。
◆ 第三章 三和青年活动及地点
>> 彩票店
>> 三和的彩票店与其他地方的没有显著不同，但这里寄托着三和青年的“希望”
>> 彩票店内有各色彩票，分为刮刮乐、广东11选5和体育项目彩票几类。刮刮乐按照售价可分为三大类14种，价格10～30元
>> 观察散落在地上的彩票，就能看出三和青年偏爱11选5中的任三、任四、任五几类，选择任三的较多。为什么他们偏爱或执着于这些类型呢？
第一，这几种类型的彩票可以推算概率，让人感觉中奖是一个技术活，增加了自我存在感。
>> 第二，价格低廉
>> 第三，容易理解，获益较多
>> 三和的体育彩票店则几乎没有限制，甚至还承担着更多功能，它除了发挥着让三和青年买彩票赌运气的作用外，还兼顾提供休息、娱乐和吹牛场所的功能。
>> 当一个人幡然悔悟，发出“这就是赌博，越来越上瘾，再买真挂逼了，现在生活标准都降下来了”的感慨时，也只是发泄着兜里一毛钱不剩的愤懑
>> 而所谓的中大奖，是以日结工资和一天的消费额为参照，只要中奖数额能达到一天或几天的日结工资水平，就算是非常幸运的大奖
>>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买彩票不是发财或翻身的有效路径，用三和的话来说，“买彩票只能让自己更快点挂逼”。但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逃避彩票的诱惑。事实上，大多数聚集在彩票店的青年最初只是好奇，想玩一玩、找点刺激，到最后都发展到痴迷的地步。从好奇到情不自禁，最后到难以自拔，直至彻底挂逼才幡然醒悟，大多为时已晚。甚至有些人彻底把买彩票看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有钱就第一时间去彩票店，直到掏光身上最后一元钱。
>> 网吧
>> 网吧也是三和青年娱乐的地方。三和汇集了众多小旅馆的巷子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规模不同的网吧
>> 说起三和网吧的缘起，它们并非是随着人力市场的搬迁而来，而是由于聚集的三和青年和前来找工作的青年数量增加，二房东们为了多赚钱，根据青年人的喜好和需求投资开办的
>> 每年8月下旬，随着学生工的离开，深圳工厂和其他岗位的工作开始出现缺人的状况，会有更多的厂子来拉人，就不需要再争抢日结，而是比较工资、距离、时间、待遇和伙伴的去留等因素再做决定。
>> 三和青年去网吧多是为了摆脱在大都市生活的孤独感，无论是打游戏、看视频，还是做其他事，都希望能从网络上获得暂时的解脱和释放。在网络中，他们还有自己的幻想：有的人可以通过打游戏挣点钱，比如帮他人打游戏升级装备，也可以升级自己的游戏装备卖出去，他们就幻想哪一天打出一件稀世装备，卖个能够翻身的价钱。还有一些青年追求网络的虚拟世界，通过网络直播，他们不仅和美女主播互动，还会送礼物和红包，甚至一次打赏主播几十元，用自己都没来得及享受的日结工资在网络中刷存在感。个别痴迷于直播的青年，在网络直播中特别想与那些女性主播交流，即使花钱也不在乎，只要女性主播在直播时回应他，他内心就会非常兴奋，虽然明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与漂亮的女主播直接交往，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从可怜的工资中拿出钱来打赏。即使被周围人骂作“傻×”，他们也乐此不疲，觉得在虚拟世界中享受到了现实世界中很难享受到的事物，那便是对快乐的体验。
>> 电子一条街
>> 一般在电子一条街买手机的人只在乎价格，不关心来路
>> 三和青年没钱之后，可以找他卖掉微信号，前提是删掉全部好友，且要绑定自己的手机号。显而易见是非正常用途，可能通过微信转账、赌博，也可能利用微信诈骗。微信号买卖的背后有一条利益链
>> 扑克和“百家乐外围”
>> 超市和寄存商店
>> 三和青年并未完全放弃生活，也并非一无所有，各行李寄存商店内寄存的大量行李就是证明。一些三和青年视行李为最后的生存保障，即使定期交寄存费也在所不惜，至少证明自己并未沦落为“大神”，还拥有在三和生活的本钱。那些迫于生存压力、丧失希望的青年，把最后的生活保障全部卖光，就可以死心塌地地长期混迹于三和，成为真正的“三和大神”。
>> 做法人与办手机卡
>> 据说，诱骗一个青年做法人就可以获得800～1000元的提成，当然实际上可能还更多，也是为了钱，业务青年们才会冒着道德和法律的风险继续做下去。
◆ 第四章 三和商品
>> 三和商品
>> 三和“有衣裤”
>> 三和挂逼面
>> 三和最出名的餐馆当数大风面馆，
>> 廉价日常消费品
>> 三和青年这样形容“大神”的生活：挂逼面、挂逼大水和挂逼散烟是标准配置，因为这些商品只有在三和才可以全部看到
>> 三和青年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最终经由其徘徊于生存底线的低质低价的消费文化而得以符号化，三和也就成为舆论周知的三和，三和青年也由此走上“神坛”。所谓消费文化是某一社会阶层基于其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由这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有意识地建构出来，为刻意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外显的行为模式，其目的是在该社会阶层中增强认同感，同时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尊重，甚至嫉妒。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不同，三和青年标以“挂逼”的消费文化表现出更多无奈、自嘲以及某种程度的抗拒。
>> 在三和这一场域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细微到只能以心理感受加以区分。为三和青年提供各类消费服务的小老板，其经营的日收入相当于日结工资，但他们在心理上与三和青年保持着阶层距离
◆ 第五章 三和青年群体
>> 三和青年群体
>> 游离在挂逼边缘的三和青年
>> 三和青年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答案是日结。无论是快递日结，还是保安日结，日结工作都为三和青年游离在挂逼边缘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
>> 对没有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的人而言，活在当下貌似是一种更受欢迎的选择
>> 他们而言，工作——挂逼——工作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在维持温饱和维系生存的挂逼之间游离，就是他们在工作上选择日结最为重要的一大原因。
>> 混迹在三和的时间越长，出去做工、做日结的动力就越小，毕竟身边那么多人都混吃等死，正是得过且过的心理致使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更深层次的挂逼状态。
>> 处于更深层次挂逼状态的三和青年秉持着一种理念——有钱绝对不去找工作干活。
>> 三和商业青年”多在“海新大酒店”售卖小商品，包括槟榔、真空包装的鸭腿等。
>> 每个初次走向挂逼边缘的青年都是不情愿的，之后又会在窘迫之际选择适当的工作，当然这时候由于自身耐受力的下降，能够选择的工作会更少，日结有时候是看起来最合理的选择
>> 当他们面露饥色，穿着污迹斑斑的衣服，身上散发难闻气味时，正常人的生活也就渐行渐远了。
>> 可见，对一些人而言，生活是种煎熬，逝去的每一刻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目标也就无从谈起生活的意义，时光便更易逝去。
>> 三和青年在窘迫的境况下，可能连最基本的人格也保证不了，沦落为麻木行走的木头人。
>> 一些是真正意义上的赌博。其中，最典型的有三类：百家乐外围、炸金花和摇骰子
>> 三和青年不选择工资稳定的工厂工作，其中既有自身原因，也有中介和工厂的原因。从自身客观原因来讲，一些青年在做日结或做法人时身份证被骗，也有人为了暂时生存卖掉身份证，还有些人的身份证不慎被偷，没有有效证件就失去了进厂工作的机会，只能做做日结。从自身主观原因来讲，相当部分的青年是可以在工厂找到工作的，却觉得工厂的工作太机械、太无聊，赚不到什么钱，做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厌烦心理。
>> 还有一些人是受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在深圳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工厂。比如，有一个青年说自己也去了几家工厂，每次体检都通不过。常见的还有学历不够，无法通过笔试。
>> 宁愿选择日结也不进厂，他们做日结的意愿其实也会降低，换言之，大部分做日结的青年并非每天都去找日结，而是处于间歇性工作状态，即干一天玩三天
>> 从局外人的视角看，间歇性工作的客观原因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源、没有相应能力，主观原因就是懒惰，或因遭遇多次打击失掉了发展动力
>> 他们对待疾病的方式是拖和忍，尽可能不花钱。
>> 相比之下，这里有低廉的生活成本、随时可以找到的日结工作、一群意气相投的伙伴。因而，一些人来到三和生活一段时间后试图离开，却没能“战胜”自己，这种想法的形成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 因此，在平时讨论如何翻身、如何成功的时候，他们大多把人生艰辛归因于社会的阴暗，抱怨缺少后台、背景和关系，很少有人检讨自己对学习的抵制和妄想不劳而获的态度
>> 三和青年之比较
>> 如果没有聚集在这里的年轻男性打工者，三和就只是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的一个地名，有了这些三和青年，三和或许可以载入中国历史，成为透视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一个案例，它背后凝结了经济、社会、企业、城市管理等多方面因素，而三和青年则成为经典问题案例中的主角
>> “眼镜哥”也有与这位青年类似的看法，他可以从自己现在出去做工所挣的工资与有钱人的收入相比差距太大谈起，一直说到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按照这样的状态活下去根本没有意义。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富裕自足的愿望在自己身上根本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便不甘落后地努力还是达不到维系富裕生活水平的收入要求，由此会产生失落感，社会存在感不断降低，甚至会在与周围人相比较时产生羞耻感
>> 由于三和青年的群体性存在，较多的是同龄群体，更易形成群体意识，尤其是没有工厂制度的约束与严格的管理，没有家乡熟悉的人知道他们境况如何，人在这种没有压力和耻感文化的环境中生存，心态和行为都慢慢改变，放弃了继续努力奋斗的目标，形成了混吃等死的群体性文化。这是很多青年真实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想法，与工厂拘束、机械和无聊的生活相比，他们的想法又何尝没有道理呢？
>> 把可以随时躺在地上，几天不吃饭，翻垃圾桶，拿到点施舍钱就喝得烂醉如泥在地上来回翻滚，几个月甚至一年不换洗衣服的青年称为“三和大神”。
>> 这些年轻人带着各不相同的故事开头来到三和，却演绎了程度不同但结局相似的故事结尾：他们怀揣梦想奔赴三和，在与招工企业、市场中介的三方博弈中，历经争抢日结、繁重劳动、微薄收入以及证件被骗、博彩失利等大大小小的挫折后，陷入了失望、怠惰、沉沦的恶性循环。而充分的市场机制为他们的底线生存提供了依托，尚能使他们在收入极低的状态下“做一天玩三天”，甚至由此衍生出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以及表征这一价值取向的词汇，如“挂逼”“瘫痪”“大神”等。
>> 三和乃至深圳以特区特有的开放、包容接纳了这些青年，使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有了暂栖之地
>> 三和青年的遭遇并非孤例，其中所包含的青年劳动就业、家庭婚恋、消费文化、娱乐休闲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有较大的普遍性。三和只不过在特定的适宜条件下，以自组织的方式自发演化出三和青年应对上述问题的行为及心理模式
>> 三和青年潇洒自在的表象之下，是他们茫然无助、自我麻痹和轻度的社会对抗意识，而受到损害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念。
◆ 第六章 三和“事件”
>> 三和“事件”
>> 当他们将一切挫折归结于自己缺乏社会资源时，事实上，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摆脱了对社会、对家庭，甚至是对自身的责任要求，才真正陷入无援之境。三和终非青年们长久避世的世外桃源，稳妥、有效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才是他们登达“彼岸”的正途。
◆ 第七章 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
>> 第七章　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
>> 对三和做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那就是低工资收入、低生活成本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而不是被描绘为近乎与外部社会隔绝、充满暴力犯罪、社会生活混乱的贫民窟。
>> 三和最接近贫民窟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低工资且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低成本存活的可能性和与外界有一定程度的隔离
>> 各种挂逼商品为三和青年提供了低成本生存的可能性
>> 毫无目的地生存让他们逐渐与外部的社会产生了一些隔阂，
>> 三和充其量只能算作贫民窟的雏形，今日的它缺少了贫民窟所需要的诸多要素，比如暴力、犯罪、职业和家庭。
>> 贫民窟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形成贫民窟至少需要两个内部条件：一是人群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二是出现明显的群体代际接续。
>> 从经典的社会学定义来看，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包括：①有明确的成员关系；②有持续的相互交往；③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④有一定的分工协作；⑤有一致行动的能力
>> 三和青年眼前的出路
>> 。对一般的进城务工者而言，他们的流动带有强烈的周期性，每逢过年都从务工地赶回老家，过完年又会从老家匆匆赶回务工地
>>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视角去揣测不回家的三和青年，他们的出路更多地依赖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 影响三和青年出路的第二种可能是社会生态链的断裂
>> 三和社会生态链总体上可以分为资源获取和生存维系两个环节，资源获取包括人和收入两个方面。
>> 在正规的人力市场之外，以日结为主的地下人力市场就成为三和青年找到工作和获得收入最重要的途径，这也是获取资源的另一个方面：收入。
>> 如果非要在生存维系环节找到一个缺口的话，那就是三和区域整体租金的上涨，只有租金全面上涨才会真正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 有可能提高租金的方式就是寄希望于城市社区改造。
>>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三和青年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城市社区改造
>> 北京的封墙堵洞和上海严控农民工子弟小学都是为了实现城市改造更新和疏解人口的目的，大幅降低城市包容性的社会政策
>> 更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防止农村出生的青年成为三和青年
>> 第三节　另一种防患未然的可能
>> 他们是一个时代变迁的人群具象。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生于广大县域和农村地区的青年总是需要到大城市寻找出路，无论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当机械化的工人，还是做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快递小哥，都是农村出生的青年来大城市找出路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
>> 某种意义上说，在大城市里，农村青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城市发展和产业更替的特点决定
>> 往大处说，三和青年的出现，是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产业链底端，备受国际资本剥削形成廉价工厂的仍在延续的负面后果之一。往小处说，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在青年代际人群身上的显现，且社会发展的滞后还会存在下去。
>> 社会发展滞后最大的体现是教育，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义务教育，都与东部地区和超大城市形成了差距。看看曾经辉煌的兰州大学，看看日渐低调的西安交通大学，再看看一些地方村里早已破落没有学生的小学和分布在偏远乡镇连农村家长都嫌弃的中学，就不难知道中国的教育体系在生产什么。一方面是充满中产焦虑和精英焦虑的“海淀家长”，培养各种“学霸”；另一方面是源源不断地通过薄弱农村教育走出的数以亿计的没机会接受高等或职业技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青年。
>> 恰恰中国的现实是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城市都早已摒弃了低端产业的“人头经济”，不约而同地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模式
>> 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必需品
>> 时代进步了，产业升级了，青年选择更多样了，教育却严重滞后
>> 另外一个解决三和青年出路的方式，或许是来自家庭的力量
>> 很多新一代外出务工青年曾是留守儿童，他们从小对父母和家庭的情感和依赖并不强烈
>> 实际上，在广大中国农村的土地上早已出现了恶性循环：“撤点并校”之后，农村家庭的父母为了孩子能够去县城或者中心镇上学必须外出务工，因为来自土地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学费、住宿费等一系列费用。父母外出打工，缺少亲情陪伴，由此导致家里的孩子对父母感情淡漠，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和认同感。这一点在三和青年身上有所体现，一部分三和青年就是曾经的留守儿童
>> 无责任感的生活又进一步演化成无羞耻感的生活。作为缺乏责任感的社会孤体，他们的生活会让家庭蒙羞
>> 所以，如果想通过家庭途径减少未来的三和青年，恐怕先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至少要让他们从小与进城务工的家人共同生活，也更有利于他们在城市中学到有益的知识和技能，成年之后融入城市社会。
>> 地方政府希望的是农民工融入工厂流水线成为廉价劳动力，并不是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 存在两方面的暗示：第一，大部分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仍然存留着歧视外来人口，拒绝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态度；第二，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减少了对普通外来劳动力的依赖，进而转向依赖具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群体
>> 上述现象都意味着中国业已错失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佳时机，在地方政府需要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支撑产业发展时，在老一代农民工累死累活想在城市里安家落户时，社会没有做出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选择，使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被牺牲的地位。当新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不愿意被“牺牲”时，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逻辑恰恰与地方政府的逻辑相反：三和青年愿意融入城市，却不愿意融入工厂的流水线。这是另外一种与西方人口迁移理论选择性社会融入截然不同的选择，是对大城市五彩斑斓的渴望和对工厂机器异化的厌恶
>>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少数超大型城市已经成为人才、资源的黑洞，越来越多缺乏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农村青年会随之被吞噬在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
>> 第四节　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
>> 2010年，自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已经进入超高速增长的后期，在人口红利助力下，过度依赖投资、出口以及盘剥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进入尾声
>> 三和青年的产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行将终结时仍存留的社会“遗产”。
>> 这对于驱散三和地域内聚集的三和青年都会是有效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并不能真正消除三和青年现象
>> 如果把三和青年的后备军，即农村出生无法获得优质教育、习得知识和技能的青年人都算进来，驱散三和地区聚集的青年就会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只要教育模式、区域差距依然存在，一代代没有知识和技能的农村青年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就只能被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而经济社会发展又行将跨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农村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注定要成为被时代进步抛弃的“零部件”，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 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产符合工业和产业发展的劳动者和职业群体。在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下，广大农村青年能够选择的出路并不多，而此刻需要做的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革，让农村青年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命运。一个好的教育体系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不是生搬硬套的舶来品，义务教育如此，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也应如此
>> 所以，教育是为数不多的社会能够帮助农村青年选择人生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
◆ 后记
>> 人力市场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产物
>> 三和青年脱离家乡社会网络和家庭支持，来到城市打拼，自身力量难以抵挡来自城市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建构一个区隔于主流社会的城中村圈子，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空间
>>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一书写到“家伙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看透了未来没有选择的生存状态，从人生发展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从而衍生出抽烟、喝酒、旷课、打架等反对学校权威和社会不平等的“反学校文化”，进而逃离学校
>>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从未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从未进入高中的青年，他们远离学校成为进城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三和青年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案例。
>> 与中国农村教育的没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 三和青年中“90后”非常多，甚至一些“00后”也逐渐加入其中，他们成长于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的产生和新奇事物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的兴起和普及是农村青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新奇事物，网络在带来虚拟空间种种享受的同时，也使他们沉迷其中，影响他们的学业和个人发展
>> 反复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被丢弃的人群难以逃避的晦暗人生。
>> 农村青年较早离开学校，丧失了通过学习提高社会竞争力的机会，只能在城市中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从事高强度、低保障、低报酬的低端工作
>> 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三和青年群体面临的两难困境，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依托于城中村这一特殊环境，实现三和式生存。
>> 进一步想，三和青年群体的形成不就是人力市场潜规则与政府有的部门放任自流态度共同造成的结果吗
>> 其实，三和青年的底层化倾向，既是由群体行为建构的，同时又是为群体生活行为所认同和依赖的。底层文化是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群体对现实社会所做的调适与回应，它表示一种应付无望和失落感的努力，是对现有建制没有解决的问题尝试寻求就地解决，是一种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理性”选择。
>> 三和青年群体的出现背后凝结了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际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