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marcation problem: Poper vs. Kuhn + Mayo

如果在阐明从什么意义上说占星术有别于科学方面，我们把库恩和波普尔各自的尝试加以比较,那么,正像Deborah Mayo(1996，第2章)业已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库恩的说明更具有说服力。从波普尔主义的视角看,占星术之所以可以被断定为是非科学，要么是因为它是不可否证的，要么是因为它是可否证的并且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第一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正如库恩(1970b)指出的那样,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当占星家认真地从事占星术实践时，他们的确做出了一些可否证的预见，而且这些预见也的确常常被否证。但我们不能将这后一个事实当作可以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充分理由，以免基于类似的理由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也排除在外；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科学都有各自的问题,它们表现为有疑问的观察结果或实验结果。库恩的回答是指出，比如说天文学与占星术之间的差异在于，天文学家可以从预见的失败中学习，而占星家则不是这样。天文学家可以改善他们的仪器，对可能的扰动进行检验，假设存在着尚未发现的行星或者月球不是一个平滑的球体，等等，然后完成错综复杂的工作,以便来看看这些变化是否能够消除失败的预见所提出的问题。与之相反,占星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从错误中学习的资源。对于天文学家具备而占星家缺乏的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把它们解释为能够维持常规科学传统的共有的范式。因此,库恩的“常规科学”可以用来确定科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
Mayo的观点：
[……]梅奥站在库恩一边，把常规科学等同于实验活动。[……然而]梅奥并非仅仅是把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转变为实验实践概念。她指出，可以证明，实验所具有的发现和排解错误的能力，足以触发一场科学革命，或为此作出贡献，这是一个明确无疑的非库恩论题。
[……]新实验主义方法所隐含的意义是，否认实验结果是始终如一地依赖“理论”或“范式”的,以至于无法诉诸这些结果在理论之间做出裁决。这种含义的合理性来源于对实验实践的关注,包括如何使用仪器,如何排除错误,如何设计多方查证,如何处理样本等。实验生活可以某种独立于思辨理论的方式得以维持，其独立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这种生活的产品能够对理论产生重要的约束作用。科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理性的”，因为它们是由实验结果强加给我们的。极端的理论支配或范式支配的科学观认识不到，而且也无法理解，科学的最与众不同的部分——实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