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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感觉书店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珍物陈列室，是一台时光机，也是一个会遭遇小小的尴尬的地方。
一家书店可以是一个吸引特立独行者、精神流浪者的磁场，一个社区中心，一个避难所，一个文化活动的平台，也可以是一个异议和激进主义的中心，一个可以传播对于大众来说太奇特、太具爆炸性的观念的地方，一种创造、发展读者群体的方式。我想到书中安德烈·克考夫笔下的二手书店，是乌克兰有“小维也纳”之称的切尔诺夫策市的文艺中心。
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写道：“二手书是野书，是流浪书；它们披着斑驳的羽毛大群大群地聚在一起，散发着被图书馆驯养的书没有的魅力。”群越大，色彩就越杂，正如迈克尔·德达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所说的，“大批量之中可能就有被忽视的珍宝。”无论二手书的这方领地有多大，它的味道永远都让人似曾相识。哪怕我听上去像是个屏住呼吸的品酒师，我都得说，二手书通常散发的各种味道有杏仁味、香草味、青草的甘甜味、受潮的木头味，甚至还有蘑菇的味道；在这些芬芳的撩拨中，我仿佛置身于森林中，能够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代之间穿梭，期望在深色的叶子后面，发现金色的叶子。
在阿莉·史密斯的文章《书店时光》中，她写到我们是怎样“通过这种表面的碎屑把我们留在书中的”。被抛弃的书就是“曾经与它们亲近之人的储藏室”，一家二手书店就是一座收藏那些人生命中特殊时刻的博物馆。许多这样的特殊时刻是书的所有者以献词的方式留在书中的——这是令人悲伤的，因为这些饱含深情的献词的书写者和赠予者可能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说真的，爱逛书店的人可能就像朝圣者；有时候，一家书店被赋予某种神圣的声誉，于是我们去寻访，期待着某个救赎的时刻。去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这家已故的乔治·惠特曼为了向出版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西尔维娅·毕奇致敬而创办的书店。去里斯本的贝特兰德书店，它于一七三二年开业，一七五五年毁于大地震后搬迁至加雷特街的现址。去位于马斯特里赫特一座十三世纪旧教堂中的天堂书店，这座壮观的教堂曾用作自行车停车场。去纽约西五十七街上如今已经停业的里佐利书店，那里有引人注目的枝形吊灯和浅浮雕。或者去东京的森冈书店，这里每次只卖一种书。去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海伊，这个只有一千五百名居民的小镇，却拥有二十多家书店，每年到了著名的“海伊文学节”，小镇的人口就要迅速膨胀到居民的五十倍，比尔·克林顿曾形容这个文学节是“头脑伍德斯托克”。 虽然如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丰富的书店感悟，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虔诚地按图索骥刻意寻找的那些地方，而是在无意中撞到的地方。
朱利安·巴恩斯有一篇文章谈他的藏书史，他回忆他十几岁那段时期，发现了“占有的兴奋和意义”：“拥有某一本书——你自己挑选的书——就是定义你自己。”不仅如此，在我看来，选择一本书，爱护它，也是一种小小的自我超越。许多人都爱图书馆。总的来说，图书馆确实是非常民主的好机构，也常常是激荡思想的源泉，但是在插满我们亲手购买的书籍、我们自己的书架上，才真正收藏着我们的热望、激情和疯狂。
马克·福赛斯在他的文章《你不知道的无名书：书店和意外发现的乐趣》就说了这种现象。在网上购物，我们很容易找到想要的，可如果是书，“仅仅得到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书，是不够的。最好的东西是那些在你获得以前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东西”。福赛斯点评道：“得到满足的欲望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一种新的欲望就不同了！”
说句题外话：虽然书店也是生意，但它们大部分不会遭受公众对商业化的那种反感，这既是因为它们倡导的是文化和社区，也是因为它们让我们与一个逝去的年代相连，在那个时候，零售业还比较温情，比较有个性。
这本书不是地名索引，不是世界书店指南。它是一本散文集，是作家们对书这种过去一千年最具共鸣的物件，以及对读者获取书的特殊空间的私人体验——对他们而言，那里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奇迹，是一座秘密花园，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炸药桶，是抗议反对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巧言令色的舞台，也是一个安全、理智的所在，是唯一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
在苏联的价值观中，家庭藏书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它们被视为老一辈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指望他们像家里的银器一样珍藏，其重要程度更甚于东德瓷器公司昂格尔&席尔德被收归国有后生产的十二套装餐具。 现在，“不识好歹”的后代们，在饥寒交迫中开始变卖父亲、祖父收集多年传下来的藏书——父亲、祖父曾经抱着盲目的信念坚信“书乃一切知识与智慧之源”。 勤劳些的后代们会从早到晚站在街上，地上摊一张报纸或者油布，上面放着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懒惰的则拿着书去书店，说服店主或店员在书店里寄售，卖掉可以提成，卖不掉可以退货。 这就是苏联时代的书店如何变成欧洲式二手书店、乌克兰本身也变成一个二手国家的大体情况。对书店从业者来说，情况开始好转。这不仅是因为突然冒出的一种新顾客——珍本书的收藏者——也是因为他们原本相当沉闷、平淡的行业现在增添了寻宝这一元素。
玛丽娜和我说起好几个住在城里的人，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往书店跑了许多次，要找某个作家的一本书，实际上那本书并不存在，是他想象的产物。这让我第一次思索这类城市藏书怪客的存在。我请玛丽娜多讲讲他们的故事。说的时候她的语气是温和的，甚至带着深情，仿佛他们为书店带来了好运，或者他们也是书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最近一次在伦敦时，带儿子去“赫拉克勒斯之柱”喝了一杯。“这里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我们经过福伊尔书店旧址时，我说。尽管我也不确定究竟什么是在那里开始的——也许根本不是开始。也许它就是终点。
对于作家来说，书店是使他脱胎换骨的地方。当别人请一个作家说出他最喜爱的书店，他选出的往往并不是他去得最多的书店，而是那些激发出他怀旧之情的场景：对写作起步阶段的怀旧。他会想起那些艰苦岁月里，他的文学理想还停留在不知出路何在的渴望，因为从学徒到小说家，并没有明确、必然的方法。
如今，网络购物剥夺了我们的这种乐趣：没有找到书，然后要书店订货，为它等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网上买书迅速送达的便利对我来说很无趣。为了找一本书跑几家书店，像对付狡猾的猎物一样追踪搜寻它，仍然是我的乐趣，并且一点一点地把我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爱书人。
如今，面对把书当成吹风机一样卖的网络书店的竞争，面对无数当代读者，也就是随意传输电子文档、认为文学非常重要但为文学付钱又似乎是不公平的那些人，它没有沉沦。
最好的书店是相会的地方，是文化交流的空间
一家好书店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为了找一本书进去，出来时却买了你原本不知道存在的书。文学的对话就这样得以拓宽，我们体验的疆界就这样在反抗局限中向外推进。这是网络商业从我们这里剥夺走的其他东西：在一个网站上，我们什么都发现不了；不会撞见某本意想不到的书，因为算法已经推算出我们在找什么书，然后引导我们——没错，精准地——只去我们已经知道的地方。
最好的书店就是偶然性法则大放异彩的地方：你会邂逅你日后才会知道其价值的书。而一个读者的生活，除了别的之外，就是由这一连串巧合构成的。
没有人想到应该给某个特定记忆场景中的孩子发一张用途更改的通知，这样他可以努力找回自己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就是熟悉的书架上，一本本书里朦胧的记忆碎片。这就是现实。一代人凝视着旧地新貌，喃喃自语：“我小时候，那里曾经有……”我也成了其中一员。我长大了，而我的城市变年轻了，经过整容，对它（在我们眼中，永远）美丽的过去已经没有了怀旧，也不再关心那些曾经受它多般庇护的人的感受。
按照很多人相当合理的观点，我的书“太多了”，但在我脑子里，只是想要更多书架，或者一栋更大的房子。
读书的时候，我往往全神贯注于审视文本，警惕地注意任何线索、启示性细节、关键段落和故事中隐藏的机关。结果呢，虽然阅读仍然是乐趣，却成了一种带有防备的乐趣，怀疑上作者的当。
“爱书人驻足”书店的书是有机的：一群心满意足的无期徒刑犯组成的殖民地。
这些书被葬在开放书架上，等待着淀粉喂养的蠹虫来蚕食，然后又被临床诊断有忧郁症的顾客当作合法的毒品粉末、底层人的可卡因吸食——他们像贵格会教徒一样沉默，像毒瘾很深的人一样嘴唇发白、说话含糊、神志不清。常客们都把门上的招牌“爱书人驻足”当作一种命令。
这不讨喜的书简直就是书店的一件家具。在这里，书不仅是这座洞穴的家具，还是它的顶梁柱，支撑着下陷的墙。你从地板上堆叠得像石笋塔一般的、略显疲态的书柱子里拿出一本被尼古丁熏黑的、松散的小册子都会有负罪感。
让入侵者和潜在的窃贼（也被称为顾客和经销商）远离店里的书，已经占据了他们太多的精力。他们低矮的王国是书的监狱，在这里，他们可以悠闲地报复他们讨厌的书，也就是那些拒绝逃跑的书。
我发现《堂吉诃德》的那天是特别光辉的一天：这里有百折不屈的冒险意志和个性，有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有一个难以置信、近乎荒唐的主人公，还有那现实与可能之间可悲的古老鸿沟。这一切都激起了我的共鸣。当时，英语是我生活中的第三语言，但我结结实实地爱上了它。查尔斯·狄更斯、伊妮德·布莱顿、罗尔德·达尔、奥斯卡·王尔德，然后有一天，发现了简·奥斯汀。
那些年，我不但热爱、崇拜、呼吸着伊斯坦布尔，还与这座大都市无休无止地争吵。在我的小说中，我写了它的种种故事，也写了它的沉默、秘密、禁忌和耻辱。对我来说，这座城市始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健个性，脉搏中跳动着活力，从来都不只是色彩斑斓的背景，也不只是忧郁的风景。我在这里生活越久，就越相信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她之城”。尽管街道和公共广场属于男人，但君士坦丁堡的灵魂属于一个拒绝衰老的女人，尤其是日落以后。
我一直保持着兼容并蓄的阅读习惯，读各种文化、类型和历史的书籍。以前没有秩序，没有等级，没有中心。东方自何处始，西方向何处终？我画出自己想象的地图，故事自由地穿越国家和大陆，民族和宗教。我贪婪地读任何感兴趣的东西，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奥斯曼时代女性杂志，不在乎它们是“高雅”还是“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