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牲与成神 第一章 献祭

    虽然献祭看起来像是犯罪的暴力，但是反过来说，几乎没有暴力是不能用献祭的语言来加以描述的，比如说在希腊悲剧中。人们会告诉我们说，诗人在倾向于卑劣的现实之上蒙上了诗歌的面纱。无疑如此，但献祭和杀戮如果彼此没有亲缘性，那么它们不会适合这种相互替代的机制。此中存在一个显著的事实，以至于它看起来有些可笑，却应该指出来，因为在献祭这个领域，初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东西是无足轻重的。一旦人们决定将献祭变成一种“本质上”或者“纯粹意义上”的象征性的制度，那么便几乎可以随便表述，人的主体特别乐于接受某种非现实的思考。


    《创世记》中的一幕和《奥德赛》中的一幕，将这两个场景加以对比，对它们进行献祭的读解变得更加可信。每一次，在关键时刻，动物隔在暴力与它所针对的人之间。两个文本相互阐明；《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赛克洛普斯点明了对主人公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在《创世记》中却是不明了的；《创世记》中宰杀山羊羔，献上美味，阐发出献祭的特点，这种献祭特点却是《奥德赛》中的母羊身上有可能被漏掉的。

    此处，献祭具有一种真实功能，替代问题在整个集体的层面提出来。祭牲不是替代特别受威胁的这个或那个个体祭牲不是被交给哪一个特别嗜血的个体，它被族群的所有成员用来替代所有成员，同时它被交给族群的全体成员。整个族群通过族群本身的暴力来行祭，保护的是整个族群，献祭将整个族群转移到外在于族群的祭牲身上。献祭把普遍露头的纠纷的苗头转移在祭牲身上，通过对这些纠纷给予部分满足，献祭消除了这些纠纷。

祭祀、音乐、刑罚和律法的唯一相同目的在于统一人心和建立秩序。

所有可以献祭者，不论是我们刚刚列举的人的类别，还是其他动物，他们与不可献祭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本质属性，在所有奉行祭祀的社会中均无例外。在社群与仪式牺牲者之间，某种社会关系是缺失的，这种社会关系让人们可以对某个个体诉诸暴力，而不会面临其他个体即其亲属的复仇，而亲属为亲属复仇是人们的义务。

前文提出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在缺乏司法体系而因此受到复仇威胁的社会中，祭祀和仪式通常应该起着核心作用。但不可以说祭祀“代替”司法体系。首先，因为祭祀不可能代替尚未存在过的东西，再者，司法体系本身是无可替代的，除非存在自愿的众人一致的对所有暴力的拒绝。

人类奉行的所有防备无休止复仇的手段都可能具有亲缘性。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三类：（a）预防手段，让所有人通过献祭来偏离复仇精神；（b）对复仇的规制和约束，比如和解、决斗等，其治疗作用是不确定的；（c）司法系统，其治疗的有效性是无与伦比的。

一个初民社会，一个没有司法系统的社会，我们已经过，它暴露于复仇的不断升级，暴露于彻底的毁灭，我们下文称之为本质的暴力（violence essentielle）；这个社会被迫对这种暴力采取某些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态度。我们不理解总是因为两个同样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本质的暴力毫无所知，甚至不知其存在；第二个原因是初民本身仅仅以几乎完全脱离人性的形式认知这种暴力，即在部分地具有欺骗性的神圣（sacre）的外表下来认知。

    仪式性的功能是“净化”暴力，即“欺骗”暴力，将它发泄到一些不会导致复仇的牺牲者身上。因为仪式的有效性的秘密是它自身不掌握的，所以仪式努力要从能够提供象征意义的参照点的物质和物品的层面去把握自身的行动。显然，血很好地代表了暴力的整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