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牲与成神 第二章 祭祀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祭祀的正常运作要求在真正祭杀的牺牲者与祭牲所替代的人之间绝对的割裂之下一种潜在的延续性的表象。只有借助建立在微妙的平衡之上的一种接近才能同时满足割裂与延续这两个要求。
对于贺拉斯和赫拉克勒斯的“案例”，人们同样可以给出诸多彼此矛盾的心理学或心理分析的解读。必须抗拒诠释的诱惑，即堕入各种诠释的冲突，而这些诠释却向我们掩盖了仪式性的真正作用，真正的作用正在于这种冲突之中，我们后文将会看到，冲突本身预示一种初步的诠释。仪式性的解读容许所有意识形态的诠释，却不会援引其中任何一种。仪式性的解读仅仅肯定暴力的传染性，而战士们充斥着暴力；仪式性的解读仅限于要求仪式的净化。仪式性的解读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暴力在族群内部重新爆发和蔓延。
祭祀危机的概念似乎可以阐明希腊悲剧的某些侧面。宗教系统为悲剧提供了多数的用语；罪人不将自己看作伸张正义者，而更多看作行祭者。人们总是从正在诞生的秩序的角度来看待悲剧里的危机，却从来不从正在坍塌的秩序的角度来看。这种缺陷的原因显而易见。现代思维从未能赋予祭祀种现实功能；现代思维无法看到一种它无法把握其性质的秩序的坍塌。
    实际上，坚信这样的秩序曾经存在过还不足以让人解释悲剧时代的真正宗教性的问题。与那些描绘整体画卷，并具有真正历史视角的犹太先知不同，希腊悲剧作家仅仅通过传说中的人物来谈论他们的祭祀危机，而这些人物的大致轮廓是已经由传统确定了的。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定义悲剧艺术，那么我们只可能举唯一一个常量，即互相对称的元素的对立。悲剧剧情、形式、语言的任何一个侧面中，这种对称性无不起着核心作用。比如，第三个人物的出现并不构成我们所谈到过的决定性的变化。第三个人物出现之后与之前一样，核心内容始终是悲剧的论辩，即两个主角的单独交锋，是相同指控和相同辱骂的越来越高频的交互，这是真正的话语的对决，观众们辨识和欣赏的方式应该类似法国古典戏剧的观众辨识《熙德》的大段诗节，或塞拉门尼斯的叙述。
    祭祀的危机，即祭祀的丧失，是不洁的暴力与净化的暴力之间差别的丧失。当这种差别丧失，便不再有净化的可能，不洁的传染性的即相互对等性的暴力在族群中蔓延。
与希腊悲剧、初民宗教一样，造成暴力混淆的不是差别，而正是差别的丧失。危机将人们投入永远的交锋，让人们丧失了任何区别特征，任何“认同”。
这里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制度的崩溃不是差别的建立，而是差别的消泯。
比如狄俄尼索斯和彭透斯这样的表兄弟。近亲关系总归不具有任何特殊性，既然它象征着家族的区别的消除，换言，它消解象征（desymboliser）。近亲关系最终汇入神话中不易觉察的一种冲突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虽然潜在于所有主题之下，但在悲剧中却得到了强调，悲剧倾向于在神话主题之下重新发现暴力的无差别化。
    虽然悲剧与神话极具亲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剧与神话走向同一方向。在谈到悲剧艺术时，不应该谈象征系统，而应该谈消解象征。正因为祭祀危机的多数象征，尤其是互为仇敌的兄弟，特别适合悲剧的仪式与事件的双重机制，悲剧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努力与神话建构背道而驰。
    暴力的无差别化的进程在某个特定时刻必然反转过来，让位给相反方向的进程，即神话成型的进程。神话成型再次反转向悲剧灵感。这些变形过程的动力是什么，文化秩序和失序的循环从属于何种机制呢？这便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混同起来，那个问题是关于祭祀危机的结局。一旦暴力渗透到族群，它会不断蔓延和加剧。我们看不出复仇的连锁反应在族群的彻底消灭之前如何能被人打破。
    如果真的存在祭祀危机，那么危机必须包含一种缰绳必须有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在一切燃尽之前介入进来。在祭祀危机的结局中，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存在的可能性。必须揭示出这个结局是什么，是什么让它成为可能。似乎对于神话与仪礼，祭祀危机的结局构成一个真正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