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前言

斯坦纳在《悲剧之死》中屡次强调，“悲剧”在17世纪走到了尽头。他说“富有想象力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在17世纪以后就从西方意识中退出了，即17世纪是悲剧历史的‘分界线’”。17世纪前后，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人摆脱了“自然”秩序，不再把自己想象为依附在“由习俗、宗教和政治传统以及社会等级构成的稳固结构中”的某种固定形象，而是把自己设想为应该而且能够运用理性和智慧来完善、筹划、主宰自己生活的现代人。在斯坦纳看来，这一世界观的转变对于悲剧的衰落是决定性的。……真正的“高悲剧”是不存在任何救赎的。再比如，普通人曾经只能以被嘲讽的方式出现在喜剧中；悲剧的舞台属于高贵者，且高贵的英雄为百姓的生活创造价值和意义。如今，老百姓运用理性和智慧主宰自己的生活，再无须仰赖英雄或神为自己开辟道路，在此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下，普通人也光明正大地登上了悲剧的舞台，结果，韵文的庄重感、仪式感被散文的随意性、日常性取代，高贵者维系国家、民族的悲剧行动则被普通人偶然的琐碎事件取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19世纪的毕希纳创作出了堪比古希腊悲剧的“底层悲剧”，但总体上，斯坦纳认为，现代悲剧的格调随着人物身份的降格而下降。悲剧为什么会死？不因别的，现代人自主自觉的理性“杀死”了悲剧。
缺少人物行动和人物自然对话的舞台作品不是戏剧，而是“反戏剧”。按照斯坦纳的意思，如果从是否展示人之有限的角度来说，荒诞派作家和索福克勒斯等悲剧诗人的气质确实相同。然而，从戏剧主人公面对人之有限的表现来说，荒延派作家和索福克勒斯等人便不属于同一个“悲剧”传统：面对人之有限的命运，荒诞派作品的主人公缺少行动，因而它首先不属于戏剧，于是也就谈不上是否为悲剧。换句话说，斯坦纳主要从艺术体裁的角度否定了荒诞派作品的悲剧属性。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高扬悲剧主人公酒神似的“直面惨淡人生”的热情和亢奋精神，他们与悲剧命运抗争并享受这种抗争。那么，从尼采的角度来看，荒诞派戏剧一定不是他所期待的悲剧。

尼采把苏格拉底的理性和智慧变成了诗和艺术，同时把苏格拉底遮掩的人生的有限性转化成诗和艺术所描绘的悲剧命运，并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最后，更号召我们抛弃苏格拉底的泰然处之，而去拥抱酒神，沉醉于迷狂。

尼采的精神极为接近苏格拉底，但只是接近（殊途同归直面死亡？）。他掀开了苏格拉底的理性和智慧对悲剧命运的遮蔽，公开呼唤酒神，结果适得其反，酒神隐遁了。斯坦纳说悲剧的衰亡始于17世纪，这是对的，但悲剧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找到人生答案的乐观理性主义者，还有那些深深地热爱艺术，指望艺术救苦救难的诗人和哲人。
莎士比亚的悲剧并非纯粹悲剧模式的复兴或人文主义式变体。按照悲喜剧的和“现实主义”的标准，它们毋宁说是对这种模式的拒斥。悲剧的理想在拉辛那里仍然具有完全的效力。


悲痛的不断打击下倍赫尼斯还能站在拉辛敞露的舞合王吧吗？國者她将不得不需要一把椅子，从而在那座舞台上呈现世俗秩序的全部偶然性和妥协？今天，我承认，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及导致这个问题的那些传统做法似乎用一种完整的简洁的手法，以及一种超越了莎士比亚的喧嚣铺张场面的戏剧“做工”和语言管弦乐，将纯粹的悲剧的本质具体化了。并不需要猛烈的暴风雨或异国的森林来触及心灵的荒凉。一把椅子的缺席就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