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不生是女性的权利

在公私分离的现代，性与生殖变成私事，到底有谁会向渴望当母亲的女性伸出援手呢？在当下的文化中，所有人都在鼓励（甚至强制）女性成为母亲，但与此同时，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却孤立无援，只能独自承担生育的一切责任。这一点是每一个为了生孩子而退归家庭的女性都切身体会过的吧。
如今这个时代，幸或不幸都好，它是一个可以“选择”生育孩子的时代，“何时生”“何时不生”成为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即便是合法夫妻，他们也几乎都考虑过避孕的问题。集会上有一位发言者说到避孕方法有吃药、戴环、戴套等，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女性完美避孕。
在纽约计划生育协会领到的手册封面上，印着将毕生献给计划生育事业的玛格丽特·桑格的一句名言：“女性在没有完全得到生或不生的自由之前，就没有女性解放。”真实不虚啊。
讨论开始后，有男性从伦理角度就堕胎进行提问：“流掉几个月大的胎儿算不算杀人？”“我在讨论的问题是孩子出生的权利！”话一出口，在场的女性们全都紧张起来了，纷纷开始反驳：“我们讨论的是女性问题，不是儿童问题。”
男人总把自身高高挂起，揪着抽象的伦理问题不放，这一点东西方都一样。而女性一齐激动地说：“你们什么都不明白。”她们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
另外，当提出男性避孕法的话题时，我只要提问“请问在场的各位男性，你们对输精管结扎手术（简单来说就是把通道切断）觉得恐怖吗”，会场就会变得鸦雀无声，这个现象也非常有趣。
雄性特征总是和受精能力连接在一起，因此光是结扎这种想法就会让男性有遭受威胁之感。支撑雄性特征和雌性特征的是观念，而非生理能力，但无论对男性如何说明结扎不会影响精子的制造能力，不会对人体有害，他们都不会同意。结果，女性不得不代替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娇气男人单方面承受所有避孕的责任。在我说出这番话后，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首先，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三大民族构成。其中除了华人以外，从宗教上来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较多。印度教与穆斯林原本都是一夫多妻制，虽说法律禁止重婚，但是在他们自己不成文的规定中，至今仍然存在一夫多妻制。李光耀总理推荐的这个方案等于承认了两种宗教习俗中实际存在的充满压迫性的一夫多妻制。从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说，这个方案等于是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在拥护传统的一夫多妻制，而讽刺的是，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反抗的也是近代一夫一妻制的压迫。在这里，女性主义者被放在了道德多数的立场上。
其次，李光耀总理鼓励“未婚妈妈”，从而缓和非婚生子歧视，也是女性主义者长久以来奋斗的目标。现在要对它提出异议。从结果上说，女性主义者被推到了拥护婚姻及婚生子女的保守立场，这显然也不是她们希望看到的。
陷阱还有不少。再次，鼓励“未婚妈妈”会产生更多的高学历自立女性的单亲家庭。这种情况不仅呼应了讨厌父权制的女性对“不需要丈夫但想要孩子”的欲求，还直接解除了男人成为父亲的育儿责任。对男人来说，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育儿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这一认识在总理的发言中完全不存在。然而讽刺的是，女性主义者也一直在追求一个单亲母亲能安心养育孩子的社会。总理的发言支持了女性主义者斗争中的这一点。如此种种，赖女士们议论着到底哪些立场是该反对的，哪些又不是，问题实在错综复杂。
AWARE讨论的大致主题是，一夫一妻制是女性斗争所获得的权利，总理的发言把女性贬低到情妇的位置，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她们在声明中诉说了过往数十年里新加坡发展历史上女性做出的贡献。这份声明若是放在别的政治关系中，简直就是一篇极为保守反动的文章。身为在场的唯一一个异邦人，我读着这篇声明的草稿，内心五味杂陈。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一方很可能反手利用女性主义者的要求先下手为强的时代。
女性主义者若是一步走错，就可能被置于保守立场，而她们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根本的问题首先是男性没有努力消除性别分工，而且不与妻子分担育儿责任；其次是明显带有父权制色彩的“上嫁婚配”对女性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必须比配偶者男性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