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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不能说他是幸福的吗？
或如梭伦所说，我们只能盖棺论定吗？
即使我们暂不评论这一说法，问题是：
难道人也只有死了的时候才是幸福的吗？
尤其是对我们这些认为幸福是一种活动的人来说，
这种观点不是十分荒唐吗？
但是，假如我们不把死人视为幸福，
而且梭伦也不是这个意思，
除非你能够因为一个人最终摆脱了邪恶和不幸而放心地说他幸福，
这乃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因为对于死人和对于意识不到善恶的活人来说，
善与恶照样存在。
例如，荣誉和耻辱，孩子们，甚至子孙后代的幸运与倒霉。
而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虽然一个人已经幸福地活到了老年，
而且死得非常值得，
他的子孙后代的命运可能会截然相反--
有的也许很不错而享受到理所应得的生活，
而有的就可能大大倒霉。
同样显然的是，
他们与先辈之间的关系程度也许会有极大变化。
如果死者也同样经历这些变化，
时而幸福，时而倒霉的话，
这情景一定非常古怪；
而如果子孙后代的命运从不在某些时候对他们先辈的幸福造成某种影响的话，
也是很古怪的。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第一个难题上来，
也许对这个难题加以思考，能够使我们眼前的问题得到解决。
假如我们必须盖棺论定才能说一个人幸福，
不是说他此刻幸福，而是他曾经幸福：
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诡辩。
这是因为，当他在幸福的时候，他的心情大都无法真实地加以表现和判断，
因为我们不愿意将活人说成是幸福的，
理由是他们还要经历许多变化，
而我们所认为的幸福则是某种永恒的东西，
绝不会轻易发生变化，
但个人却要经受命运之轮的无数转动。
显然，假如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命运的同步变化而及时下判断，
我们就应该经常称同一个人为幸福的和不幸的，
从而把幸福的人说得像一只“变色龙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难道这种按照他的命运的变化而及时判断完全错了吗？
生活中的成败并不取决于这些，
但是人类生活，正如我们所说的，需要它们来给以补充；
而道德的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是构成幸福与不幸福的因素......
那么，所说的那种品质就只有幸福的人才能具有，
而且他会终身都感到幸福，
因为他会始终不渝地或不计较其他一切地致力于道德行动和道德思考；
同时，如果他是“真善”而且光明磊落，“无可指责”的话，
他将会以一种最高贵而完全得体的姿态来承受人生的沉浮变迁。

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
而各种事件的重要性也不一样；
无足轻重的走运或倒霉，显然压不下生活天平的任何一边。
然而，众多的大事件假如结果都好，就会使生活更加幸福
（因为不仅这种大事件本身能使生活增添美感，
而且人们处理这种大事件的方式也可能是高尚的和善的），
假如这种大事件结果很糟，
就会破坏和毁灭幸福，
因为它们会带来痛苦，妨碍许多行动。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闪现出崇高的光芒，
特别是当一个人不是因为对痛苦麻木不仁而是因为
心灵的崇高伟大而逆来顺受地忍受许多大灾大难时，
更是如此。

假如行为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决定着生活的性质，
那么幸福的人永远都不会变成不幸的人，
因为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干那些可恨可鄙的事情，
真正善良聪明的人总会恰到好处的忍受生活的变迁和最充分地利用环境条件，
就像优秀的将领善于调动自己手下的军队，
出色的鞋匠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皮革制鞋那样；
同样，其他的匠人也是如此。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
幸福的人永远都不会遭到不幸了，
虽然他遭到普里安王那样的命运时，很难获得幸福。

另外，他也不是五颜六色说变就变的；
他不会轻易丧失幸福的处境，也不会轻易受到一般不幸的影响；
只有大灾大难才能动摇他；
假如他遭受了许多的大灾大难，他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幸福，
即使能恢复，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周期，
此间他又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功。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行为完全合乎道德，充分具有外在之善
（不是偶然的某些时间内，而是整整一生当中）的人是幸福的人呢？
我们是否还要加上，
“还有他命中注定要这样生活而且死得与生活状况相称”呢？
当然，未来是难以逆料的，而我们认为幸福又是某种结局
以及在各方面皆具有终极性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将活着的人当中那些实现了或将要实现这些条件的人才叫做幸福的人了--
但幸福的人未必是这样。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00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