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简•奥斯汀的覆盖故事（及其秘密的代理人）

因此，即便《拉克伦特城堡》和我们在《诺桑觉寺》中发现的一样，呈现了对于父权制的同样的批评，埃奇沃思先生对于摆放在他的起居室内的、他的女儿的写字台的那种屈尊俯就的表扬，却提醒了我们，奥斯汀同样是在那样一种端庄得体的空间中写作的。正像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将这一空间视作玛丽亚屈从于他的家庭操纵的标志一样，弗吉尼亚·伍尔夫告诉我们，诸如此类的写作环境可以被看成是“淑女”小说家所处的受限制状态的一种象征：

假使一个女人要想写作，她就得在那间公共的起居室里写。……总有人来搅扰她……简·奥斯汀一辈子都是那样写作的。她的外甥在《回忆录》里写道：“她怎么能有这些成就真是惊人，因为她自己并没有书房可去。大部分的写作一定都是在那间公共的起居室里完成的，遭受各种不相干的搅扰。她很小心不让佣人，客人，或是家庭以外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简·奥斯汀把草稿藏起来，或是用一张吸墨纸盖上……（她）很高兴门轴会响，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在人走进来以前把稿子藏好。9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其他部分一再重复地指出，奥斯汀并没有受到自己性别的阻碍，但在这一段落中，伍尔夫又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是意识到了奥斯汀身上所受的限制的，我们感到，虽然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奇怪的矛盾性，但是，一位淑女坐在公共起居室内写作的形象，却是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奥斯汀的受限制状态，以及她为了克服这一状态而发展出来的小说策略的。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是在她少女时代的小说作品中（许多批评家把它们看成是奥斯汀最为保守的作品），依然存在一些线索，通过这些线索，奥斯汀将她那显而易见不够淑女的外观隐藏于戏拟的“遮盖”或“吸墨纸”之下。但是，和提前发出警戒之声的门轴之响一起发挥遮盖作用的吸墨纸又可以成为一个象征，代表了一种存在于成熟小说之中的更加不可或缺的伪装，即便它同样也因表现了奥斯汀所受作者身份的焦虑的困扰，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可以发现，在《诺桑觉寺》之后，奥斯汀努力要把她内在的反叛精神与一种表面上的庄重得体的形式结合到一起，因为她遵从了埃奇沃思小姐的榜样，为了使自己有用而进行写作，通过启发其他女性更加尊重于她们的家庭职责所赋予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她使胆大妄为、企图握笔的罪责得以减轻，也因此可以让她的亲人们采取和埃奇沃思先生同样的立场。然而，她所讲述的故事中那些压抑性的涵义——无可改变的是，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女性声称放弃她们自己的故事的需要——却又自相矛盾地允许她逃离了她为自己的女主人公设定的被囚禁状态，因此，就像艾米莉·狄金森一样，奥斯汀本人最后可以被说成“居住在可能性之中——/这是一座比散文更好些的房子——”。
当奥斯汀笔下的遗孀们力图以掌控从传统上说属于男子的特权，谋求权威时，她最后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则发现了一个主张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男子尊重并参与家务劳动，而女性则同样对公共事件作出贡献，这是一个两性互补的理想社会，预示着一种人人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出现。38安妮不再被局限在生儿育女、照料孩子成长的女性生活范围之内，也不再被局限于那些无论在奥斯汀的小说中，还是在她的书信中都被表现得枯燥和危险的活动之中39，通过一桩代表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空间合为一体的婚姻，她终于取得了胜利。假如说这样一种完美的结局只可能指望在未来获得实现，在水上，并在迫近的战争威胁中获得实现的话，奥斯汀无论如何还是通过对一对情侣漫步在巴斯的街道上的情景的描写，对两性之间的友情进行了赞美，当时，两个人“都竭力克制住脸上的微笑，而心灵却都在暗暗的狂喜中跳起舞来”（Ⅱ，第11章）。
当温特沃思上校接受了安妮有关他们之间的故事的描述时，他也对安妮有关那位提出忠告、要求她断绝与他之间的关系的女性的十分矛盾的评价表示同意。拉塞尔夫人是奥斯汀笔下最后的几位固执己见的寡妇之一，但在这部对奥斯汀早期支持驯服悍妇的立场作出修正的小说中，这位劝人谨慎的怪物与其说独断专行，倒不如说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如果说《爱玛》那强有力的开局可以被看成是对作为淑女的女性在心理上起到抑制作用的典范的话，那么，在《劝导》中，奥斯汀却描绘了一位拒绝成为一名淑女的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曾经听从了有影响力的、富有的、端庄得体的拉塞尔夫人的劝导，没有嫁给自己心爱的男子。但是最后，她却拒绝了拉塞尔夫人，因为后者将地位和等级看得比心灵的真正愿望更为重要，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她自己的心灵已经遭受了扭曲，只在“愤怒的愉悦和快乐的蔑视”（Ⅱ，第1章）中陶醉于那些一定会伤害安妮的事件。安妮于是用另一位完全不同的母亲代理人、另一位寡妇史密斯夫人取代了这位残忍的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