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在戈壁沙漠的几次探险成了为确立美国自然博物馆声望贡献最多的事件。发现的东西丰富而令人激动，其中包括第一次发现恐龙蛋。这些探险中的真正浪漫奇遇，最适合好莱坞的英雄模式。很难找到比罗伊·查普曼·安德鲁（Roy Chapman Andrew）的（书名是沙文主义的）《对中亚的新征服》（The New Coquest of Central Asia）更奇异的故事了。尽管如此，这些探险却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在中亚找到人类的祖先。它们失败于最基本的原因——正如达尔文早于那时50年前所说，我们人类是从非洲进化来的。
20世纪20年代，在洞穴的沉积岩中发现了我们的非洲祖先（或至少是我们最近的亲戚）。但是这些南方古猿与以前人们认为的“缺失环节”应该的样子不符，许多科学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谱系中的真正成员，多数人类学家想象，在智力增加的推动下，从猿到人有一个相当和谐的转变，缺失的环节在身体和脑方面都应该居中间状态——阿里·乌普（Alley Oop）或驼背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的古老（而错误）代表。但是南方古猿却不是这样。比较身体的大小而言，它们的脑确实比任何猿都大，但大得还不够（见文章22和23）。我们脑大小的主要进化发生在我们到达南方古猿阶段以后。然而这些脑不大的南方古猿却像你我一样直立行走。怎么能这样呢？假如我们的进化是由于脑增大推动的，那么像直立姿势——另一个人化的“标志”（并不是偶然的特征），怎么能最先产生呢？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利用这个疑难说明：
即使预测有牢固的基础，有时预测发现也有惊人的失败。有一个进化中的例子，就是未能预测发现“缺失环节”——现在知道的（南方古猿）——是直立的，还可以制造工具，但是相貌和脑能力则像一只猿。
我们必须将这种“惊人的失败”主要归因于一个不易察觉的偏见所导致的不正确推测：我们凭借脑的能力（而不是其他）统治其他动物。脑的增大必定推动着动物进化到所有阶段，在整个人类学史上一直认为直立姿势比增大的脑次要。19世纪最伟大的胚胎学家卡尔·恩斯特·冯·拜尔（Karl Ernst von Baer，在我敬重的科学英雄中，他仅次于达尔文）在1828年写道：“直立姿势只是脑高度发展的结果……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所有差异都由于脑的构造不同。”又过了100年，英国人类学家G.E．史密斯（G.E. Smith）写道：“使猿成为人的，不是采取直立姿势或清晰语言的发明，而是脑的逐渐完善和心智结构的慢慢建立，直立姿势和讲话都是一些附带的表现。”
面对这种对脑重要性的齐声强调，有少数科学家坚持认为直立姿势是首要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论述文明的起源时，根据的是他的极为独特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直立姿势使我们的主要感觉由嗅觉转为视觉，这种看法是他于19世纪90年代写给朋友威廉·弗雷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开始提出的，在他1930年的论著《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达到顶峰。嗅觉作用价值的降低，使性刺激物发生转移，对雄性来说，由周期性发情期的气味变成一直看得见的雌性生殖器。雄性持续的欲望导致雌性连续接受力的进化。多数哺乳动物只在排卵期交配，人类则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性活动（性活动是作家热衷的一个主题），持续的性活动巩固了人类的家庭，并且开创了文明。具有严格交配周期的动物不能极大促进家庭结构的稳定。弗洛伊德总结道：“文明的必然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建立在人类采取了一种直立的姿势之上。”
虽然人类学家都不支持弗洛伊德的观点，然而确实形成过一个次要的传统，强调直立姿势的首要性。（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解释南方古猿的形态和人类进化的途径中倾向接受的论点）脑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增长。最初的推动力一定是由于生命方式的改变带来的，这种生命方式大概给了智力强有力的选择奖励。直立姿势使手从行走中解脱出来，并用手抓握（抓握的字面意思来自拉丁文的“手”）。所以首次可以制造并便利地使用工具。智力的增加主要是对于双手抓握（还是按字面理解的抓握）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的反映。（不用说，没有哪个人类学家会认真地认为脑和姿势在进化中完全独立，即一方达到完全是人的状态，另一方才刚刚开始变化。我们谈论的是相互作用与增强。尽管如此，我们早期的进化中所包括的姿势进化确实比脑的进化迅速。完全使我们的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早于我们脑的最重要环节的进化）
冷静并不一定正确，这里有另一个证据。冯·拜尔神秘而睿智的同事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在1809年碰巧说出了“正确”的论点，那是冯·拜尔误入迷途几年之后。奥肯写道：“人类通过直立行走获得了他的性状，变得自由的手可以无所不做……随着身体获得自由，心灵也得到了自由。”不过在19世纪最提倡直立姿势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达尔文的德国“猎犬”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海克尔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重建了我们的祖先，并且给了它一个科学名字，无语猿人（Pithecanthropus alalus），意思是直立的、不能讲话的、脑不大的猿人。（顺便说一下，“猿人”大概是唯一的在发现之前给出科学名字的动物，当杜布瓦19世纪90年代发现爪哇人时，他采用了海克尔提出的属名，但给了爪哇人一个新的种名，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我们现在一般将这个生物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属内，称作直立人，Homo erectus）
但是为什么虽然有奥肯和海克尔的反对，而脑是首要的观点还是变得非常牢固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缺乏直接的证据，两种观点都没有直接的证据。除了尼安德特人（按照多数人类学家的看法，尼安德特人属于我们这个种的地理变异），直到19世纪快结束时，才发现化石人类，而这时脑是首要的教条已经确定很久了。不过不依靠证据的争论在科学史上很常见，因为在缺乏事实的局限中，影响思想的所有文化偏见（而这正是科学家试图竭力否认的）便暴露无遗。
实际上，19世纪已经做出了出色的阐述，阐释者的名字无疑会使多数读者吃惊——恩格斯。［稍微想一下便不会那么吃惊。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是出于为他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生前没有完成他的“自然辩证法”，但是他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等论著中包括了大段有关科学的论述］1876年恩格斯写了一篇名为《劳动在从猿至人的转变中的作用》（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的文章。他死后，这篇文章于1896年发表，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对西方科学没有明显的影响。
恩格斯考虑了人类进化的三个本质特征：讲话、大脑和直立姿势。他认为第一步必定是从树上下来后，我们的陆地栖居祖先才继而进化出直立姿势。“这些猿类，在平地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并且越来越多地采取直立行走。这是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直立姿势把手解脱出来使用工具（按恩格斯的用词，是“劳动”），随后才是智力的增加和讲话。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对所做的日新月异的事情的适应……以及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愈来愈新地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操作中，人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性，在这个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的产生了拉斐尔（Raphael）的绘画、托尔瓦德森（Thorwaldsen）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Paganini）的音乐。”
恩格斯的结论似乎是他的唯物论哲学前提的演绎结果。但是我相信他的结论来自海克尔。两个系统陈述差不多相同，而且恩格斯在更早的一篇写于1874年的文章中引用过海克尔的有关段落。但是没关系。恩格斯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坚实的结论，而在于他对于为什么西方科学先验地主张脑是重要的观点所做的尖锐的政治分析。恩格斯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结果（正确）——后来发现的南方古猿证明了他（来自海克尔）提出的一个特殊的学说——而在于他尖锐地分析政治在科学中的作用，分析了必然影响所有思想的社会偏见。
实际上，恩格斯谈到的头与手分离已经相当严重地限制了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学院式的科学尤其受到“纯”研究理想的限制。在以前的日子里，这种理想阻碍了科学院从事广泛的实验和经验性检验工作。古希腊的科学受阻于这种局限，贵族思想家不从事平民艺人的体力工作。中世纪的理发匠兼医生不得不处理战场上的伤亡。他们对医学实践的推进远远超过很少接触病人的学院医生。学院医生的治疗知识来自盖伦和厚厚的教科书。甚至今天，“纯”研究者还有轻视实践的倾向，在学术圈子里，“农民学院”或“牛学院”这样的话语还能令人忧虑地经常听到。假如我们听进去恩格斯的话，并且认识到我们将纯研究看得很优越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偏见，我们就必须促进科学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对一个摇摇欲坠即将崩溃的世界来说，太需要这种结合了。
引自 26 姿势造就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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