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们,就在南北战争之前,捕鲸业还是美国第五大产业。这个国家家家户户都用油灯,油灯就是用鲸油做燃料。但1853年至1873年,捕杀鲸鱼的船队减少了80%,主要是由于新产品——煤油的出现。加拿大地质学家亚伯拉罕·格斯纳(Abraham Gesner)发现了一种从石油中提炼煤油的方法,于是这一新产品横扫燃料市场,取代了鲸油。换句话说,一项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摆脱了对动物制品的依赖。故事不错。夏皮罗把它树立为实验室培养肉的榜样。我仔细听了,因为像这样用某个历史案例作为新技术前景的参考,在人造肉圈子里相当普遍。甚至,很多新技术的公众舆论也会引用这种陈年旧例。但新技术不是形势中的唯一“因素”。市场也在发挥作用,最优选项要通过自然选择来胜出。他作为动物保护者而不是技术商人来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表明他也采用了这类商人的推广手段。
夏皮罗这个版本的故事流传很广,甚至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捕鲸方面的博物馆见到。不过,鲸油故事中有疑点,而且在其他时候,出于某些政治性很强的目的,又是另一套说法。环境历史学家比尔·科瓦里克(Bill Kovarik)说过,靠技术创新和自由市场就能拯救饱受工业和发展掠夺的生态资源这一观点,往往把“鲸油神话”用作典型范例。确实,19世纪中期技术发展带来的燃料令美国人不再依赖鲸油。但鲸油刚开始衰落时,使用最广的替代燃料不是煤油,而是各种酒精性混合燃料,其中特别热门的一种叫莰烯(Camphene),由酒精和松脂制成,比鲸油便宜多了;但莰烯的主要缺点是易挥发。煤油作为灯油上市时,鲸油(以及捕鲸业)的鼎盛期已过去好多年。而煤油打败竞争对手酒精燃料,不是因为性能更优或商人的商业手段,而是因为税收。煤油的兴起,以及整个石油产业的兴起,是受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政府对酒精加税的助力;和煤油的轻税相比,无论饮用还是燃灯的酒精,都被收取重税。
夏皮罗轻快的口吻掩盖了案例的复杂性。技术突破是市场对更优质、更廉价产品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本身不会挽救鲸鱼。也许鲸油衰落一例既不是发明之神,也不是市场之功,但确实表现出政府干预在提拔新技术、削弱旧技术上的重要作用。没有市场或发明家是处于政治真空中的。1830年,大约是鲸油市场抵达巅峰的15年前,捕鲸业代表查尔斯·W.摩根(Charles W. Morgan)在捕鲸大中心——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发表了题为《鲸鱼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hale”)的演讲。摩根同新贝德福德一家生产鲸油蜡烛的作坊有利益往来,他对鲸油的竞争品橄榄油的进口税降低表示担忧。他敏锐地意识到捕鲸业处在监管和征税的压力下,还有竞争产品在削减它的利润。摩根也谈到“碳氢化合物气体”,他虽然承认它在静态照明和照明亮度上比鲸油有些优势,但觉得该物质太“娇气”(即易挥发),不利于运输。引自 第十五章 鲸鲸油案例与人造肉有可比性吗?这值得怀疑。鲸油之所以枯竭,是因为捕鲸炼油的速度比鲸鱼繁殖、生长、再繁殖的速度更快;而工业肉的生产速度虽然也不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速,但没差那么多。夏皮罗笑着讲述了《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一则1861年的鲸鱼漫画:鲸鱼们像社会名流一样,在聚会上欢庆,为宾夕法尼亚土地上流出的石油高兴,那是当地一个叫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的人挖井时挖出来的。德雷克的油田(被戏称为“石油利亚”[Petrolia])很快能满足美国的大部分石油需求,假以时日还能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石油需求。难怪说煤油灯拯救了海洋。很容易联想出类似的牛、鸡、猪欢庆的动画,它们为自己的肉出了人造替代品而高兴。这是这个故事的情感内核,是促使夏皮罗去讲它的原因,完全避开了新燃料源所依赖的监管性(所以必然是政治性)市场的复杂部分。史例中所有的麻烦之处都被剔除,然后鲸鱼的故事成了一种天然素材,成了未来发明物的参照。引自 第十五章 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