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目的都会女子:说唱词话中的时尚与地位

缠足造成了一个迟钝难行的身体，对于它所带来的“累”，历来文人迭有批评；在15世纪的许多文本里，同样有此抱怨，其中，说得最为活灵活现的，莫过于一部名为《新刻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的说唱词话。1967年，包括这一部在内的11部说唱词话，从嘉定县境的一座墓穴出土，墓主为明代一位士大夫的妻子宣氏。这项发现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以及缠足史的一个缺失环节。当地农民发现宣氏墓时，陪葬品仅有12叠书册般的纸札，上头沾满了石灰和泥土。农民们失望到了极点：除了这堆旧书，墓中只有破碎的瓷片。结果，这些书册就被弃置在生产大队队长家中柴堆上方的架子上，直到五年后，为旧书商购得，旧书商将之送往上海博物馆。熏蒸修复后，专家发现这叠竹纸宛如一座宝库：这11册说唱词话和一册南戏，在过去五百年间的文献中，都不曾有过记载，更遑论被人读到了。
这批通俗的说唱文学作品刊印于1471—1478年间，当时的士大夫一向瞧不起这类粗俗唱本，因此在他们的书斋或文学编纂里，并没有收录这类作品。宣氏生前却显然为之着迷，甚至要与它们合葬。研究说唱词话的专家马兰安(Anne E.McLaren)指出，就呈现风格和可读性而言，说唱词话介于元杂剧的“表演脚本”格式与晚明士人刊印的“案头”剧本之间。说唱词话一方面是在大户人家表演的戏剧，另一方又是印刷的文本，让观众也可以与家人高声说唱戏中的对白和唱词，因此，说唱词话为那些喜爱台上演出的观众，提供了“完全的表演体验”。尽管这些说唱词话出自男性“作者”的手笔，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和塑造了绝大多数女性观众的品味与世界观。
在这样一段公式化的描述里，缠足——通过三寸弓鞋和莲步这两种标准比喻来呈现——乃是公主级奢华精致服饰的一部分。相当程度上，精心调派侍女引路，可视为整体装扮的最外层，有如张氏高贵身份的动态延伸。这个公式一再出现在说唱词话里，其意义，必须从说唱词话的娱乐任务说起。说书人向来会对故事主角的衣着、化妆、发式和首饰大肆形容，借此营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并铺陈剧中角色身处的社会环境。听众于是可以通过具象化的、身体性的表述，将故事人物予以视觉化，这远比停留在抽象描述来得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