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累与用

在说唱词话里，大量出现“身”这个字眼，有助于营造出一种感同身受的气氛。对现代读者来说，“身”字的用法既熟悉又奇特。例如，在《曹国舅》里，曹国舅的哥哥劝他“早杀妻儿张氏身”（第17a页）。曹国舅自白他的罪行时，开头便说“他夫是个秀才身”（第19a页）。张氏暗夜逃离魔掌，彷徨无依之际，“声声只说怨夫身”，怨他当初不该赴京应选，否则也不会无端招来杀身之祸，结果“今朝坑了我奴身”。她的救星推着独轮车，“路旁迎见妇人身”（第20a页）。就文法而言，“身”在这些句子里，算得上是个赘字，不过，它的反复出现，突显了一种可被他人看见、杀害，或指称的物质身体呈现。它也意味着一种自我感觉，仿佛代替了——或者说，绕过了——第一人称代名词。因此，“身”更精确的解读，乃是“身体自我”(body-self)的概念。
“身”诉说了有关人的存在，对此起码有两种不同的观照方式。启蒙时代以来，欧美文化普遍接受的存在观，把身体视为存放自我的容器，或是自我所拥有的财产，因此在英文里才有“拥有一个身体”(having a body)这种讲法。相对地，“身”表明了一种“自为身体”(being a body)的现象学理念。柯素芝从唐代道姑的诗作里，也发现了“身”的类似用法；她认为，对她们来说，斋戒、服丹、禁欲等修行实践，乃是得道成仙的不二法门。一个人如果想要转化形体、羽化登仙，就必须从某些看似毁坏性的手段入手，修炼自己的身体，方能功德圆满。当“身体”等同于“自我”时，它就同时是“解脱”的阻力和助力。
这种对“身体自我”的认识，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诠释架构来理解缠足的磨难。如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对于现代批评者如麦高温牧师而言，自我与身体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从这个前提出发，视缠足为一种毁坏天然（上帝赋予的）身体的作为。在他们看来，竟然有人出于自愿残害自己的身体，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然而，在说唱词话与唐代道教实践的世界里，“天然身体”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概念。身体是开放性的；男男女女都经由处分他们的身体，来达成他们的目标——不论这些目标是宗教性的、物质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感官性的。赏玩家李渔的思维，就反映了这种前现代中国的观点，他把身体的“累与用”放在一个连续性的光谱之上，产生了一套比当代二元对立的“天然/残障身体”论述，更为有用的陈述。根据当代的观念，一个人若非拥有天然的身体，就是拥有残障的身体；然而，若按李渔的逻辑，每个自我就是一个身体，顺应着——甚至要求着——程度不等的操弄。
李渔的陈述与他的“功能美学”分不开，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有所讨论。他的用法原来只局限于讨论缠足。当他赞扬大同名妓的小脚时，是如此描述她们的脚：“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不过，暂且不论缠足与否，当我们将“累与用”这套论述，衍伸应用到所有妇女时，将被容许随着她们的内在心眼观看她们的身体：对于她们的各式各样猜想，身体既是阻体，也是载体。而且，根本无须我们越俎代庖，对她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目标指指点点。
在本章其余部分里，我打算从妇女的自我呈现——她们“身体自我”的呈现——来掌握她们的视点和欲望，并将注意焦点摆在17世纪到20世纪初，她们所缝制、购买和穿着的足服。借由审视女人如何活用和对抗她们的身体，我们将可揣摩“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这几百年来，女体之累与用的聚散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