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身体:制鞋与市场

考据学家胡应麟(1551—1602)抱怨道，他那个时代的女人已不再制作自己的鞋子，而委由“当职之缝人”做这项工作。虽然制鞋经济的资料极为贫乏，但根据轶闻史料，我们仍可推想，“缝人”为女性裁缝师或手艺人，受雇于大户人家，应其要求制作鞋履。不像男鞋那样，女性足服直到现代之前，都未完全发展成店头商品。
16世纪以降，许多家用器物和私人用品，皆已纳入商业生产的范畴，情况日益普遍常见。当时一位敏锐的时尚趋势观察者——松江人范濂——已然注意到，在男性足服的生产方面，出现了剧烈的变化：“鞋制，初尚南京轿夫营者；［松江］郡中绝无鞋店。万历[1573—1620]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而轿夫营鞋，始为松［江］之敝帚矣。”
制鞋业的兴盛，受惠于旅行和区域迁徙日趋便利。一位史姓制鞋人从邻近的宜兴迁移至松江，他所贩卖的蒲鞋编法高明，因而带动了蒲鞋的流行：“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男人制鞋”，或者说，家庭妇女缝制鞋子景况之不再，等同于制鞋的商品化。不过，从范濂的描述来看，商品化的鞋式，乃是专为男人设计的。
葡萄牙籍的道明会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曾于1556年冬季在华南的广州城逗留数周，在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鞋履市场，时间还早于万历时代数十年。他对于鞋子的产量，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现象也象征着中国的富饶。他在书里有一章专门谈论足服的“工匠”与“商人”，开头就说道：“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了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并且还发展出一种定价结构：“高级的鞋和靴是用争色丝包面，用细捻线刺绣。靴的价钱几十克朗到一个克朗……因此富人和很穷的人都可以穿鞋，富人则可任意挑选。三个便士或一个里亚尔的鞋是用稻草制的。”
除了迎合当地顾客需要的鞋店之外，区域性的足服贸易也已逐渐发达。一部刊印于1599年的类书，特别提醒走方商贩，各地村镇与城市特产的足服，各有其优缺点：“火石桥、泽州、扬州，布底棉鞋甚紧；凤翔府、汾州、潞州，缏底编鞋却松。南京丝鞋，高低不等，苏州丝鞋，总是中中。南京履鞋，材高衬软终耐穿。扬州屐鞋衬硬材低终不久。”凤翔、汾州、潞州和泽州都位于陕西和山西等西北省份；南京、苏州和扬州则在江苏。制鞋业无须倚靠稀有原物料就可以生产，因此不论是在帝国的心脏地带，还是边陲区域，都可出现繁荣昌盛的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