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页

本书上册开篇的「北京古城史略」一章简要论述了北京历代城址变迁及城市建设成就，对于城郊古建筑虽偶有涉及，但笔墨集中于历代城墙以内之建设；上册其余章节则对明清北京城城墙以内（即今天北京二环路以内）之古建筑进行了深入介绍。
中、下册将重点介绍明清北京城城墙以外的文物古迹，于是在卷首先作「京郊古建筑概览」一篇，从山水格局出发，对遍布京郊大地各种类型之古建筑群（包括园林、庙宇、墓葬、遗址、道路、村落、长城等）进行一番简明扼要之概览。

■山水

北京所在的「北京小平原」西、北、东三面环山：太行山自华北大平原延亘至北京，与东西向的燕山相连接，在北京附近的太行山称「西山」，与之相接的这段燕山称「军都山」，北京东面的山地也属于燕山山脉；唯有东南方开敞，面向渤海，宛如一个海湾，因此当代学者形象地称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为「北京湾」。
而中国古人则把这种对山川地理的分析与把握称作「形胜」——下面来看古人对历代北京形胜之评说。

■形胜
清代《日下旧闻考》中「形胜」一章汇集了历代对于北京城形胜的描述，从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北京城在中华大地上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北京城山水格局的欣赏与赞叹。
早在宋代，朱熹就以「堪舆」（或曰「风水」）的视角盛赞北京城（当时为金中都）的形胜：
「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
而在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北京城（其时为元大都）除了山川形胜，都城内的山水格局也已十分壮伟：
「至元四年（1338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
到了明代，京师形胜甲于天下更是深入人心，戴璟《博物策会》称：「（京师）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
黄训《读书一得》亦称：
「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
其中「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这段文字业已成为概括北京山川形胜的最脍炙人口的字句。
清代《大兴县志》中的一段文字可看作对北京山水形胜的总括：
「东枕辽海，沃野数千里，关山以外，直抵盛京。气势庞厚，文武之丰镐不是过也。天津襟带河海，运道咽喉，转东南之粟以实天庾，通州屹为畿辅要地。北则居庸耸峙，为天下九塞之一。悬崖峭壁，保障都城，雄关叠嶂，直接宣府，尤重镇也。西山秀色甲天下，寺则香山、碧云，水则玉泉、海淀，而卢沟桥关门藏立，即古之桑乾河，京邑之瀍涧也。畿南皆平野沃壤，桑麻榆柳，百昌繁殖。渐远则瀛海为古河济交汇处，水聚溪回。若夫万里河山而都城位北，南向以收其朝拱之势，梯航车马，络绎奔赴，皆自南而北以奉神京，岂非古今第一形胜哉！」
以上评述可看作是古人对于北京城山水环境及都城整体气魄的把握和欣赏，尤其在描绘其作为帝都的形胜时，更是以天子坐北朝南、君临天下的姿态加以抒写的。这些关于北京城「形胜」的描述，可作为我们欣赏古都北京的第一个层次，而北京城内外的古建筑群布局皆与北京的山水形胜密不可分。
下面分别来看古代北京的「山」与「水」。

■西山
西山为太行余脉，因地处京城西部，故名。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称：「西山，神京右臂，太行山第八陉，《图经》亦名小清凉也。」
西山自北京西南部延伸向西北，形成一道弧形的天然屏障，它南起房山区，中经门头沟区、石景山区，北抵昌平区，将北京拱卫起来，连绵延亘约100公里，人们习惯称其为「二百里西山」。《日下旧闻考》引《西迁注》描绘了西山山川之壮美：
「西山内接太行，外属诸边，磅礴数千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其中物产甚饶，古称神皋奥区也。卢沟、琉璃、胡良三桥，山水所泄，多归其中，其水皆藻绿异常，风日荡漾，水叶递映，倚阑流览，令人欣然有欲赋京都之意。」
北京历代在西山营建了数不尽的寺观、园林，西山遂成为京城之外古建筑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本书所介绍的古建筑群很大一部分分布在西山各处，囊括了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的大量古建筑。所谓「深山藏古寺」、「天下名山僧占多」，西山之古建筑以佛寺居首：明人王廷相《西山行》有「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之句；郝敬《西山绝句》则曰「西山三百寺，十日遍经行。归与家人语，山多不记名」，足见西山佛寺鼎盛时有三百余座。由于风景如画、古迹众多，西山也成为京城文人、市民重要的郊游之所，明代大学士李东阳《西山》诗叹曰：「日日车尘马足间，梦魂连夜到西山。」
著名的燕京八景中有「西山晴雪」一景吟咏西山景色。

■燕山
昌平区西部、北部为山区，以南口及居庸关为界，西部山区属于西山（太行山脉）；北部山区属燕山山脉。燕山山脉著名的山有天寿山、银山、龙泉山、叠翠山、驻跸山、虎峪山等，层峦叠嶂，构成了昌平壮美的山色。其中天寿山由于天然的风水佳致，被明成祖朱棣选作明代皇陵之址，后世除代宗（景帝）之外，其余诸帝皆葬于此，形成了宏大壮伟的明十三陵建筑群。
除此之外，燕山山脉的银山塔林及居庸关云台则是北京难得的金、元时期的古建筑遗存；小汤山则以温泉佳致著称。居庸关一带有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

■水系
北京地区的河流全部属于海河水系。从东到西分布有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及大清河五大水系，分别由北向南或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军都山及西山进入北京小平原。其中永定河为最大河流，它与潮白河对北京湾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定河历来被视为北京城之母亲河，其上的卢沟桥为北京重要的金代遗存，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即咏卢沟桥景致。
这些水系在北京小平原上形成了许多天然湖泊，例如莲花池、白莲潭（今天北京六海之前身）、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之前身）等等，这些湖泊同古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与园林营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上述天然形成的水系格局之基础上，古代北京城经过长达三千多年的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城市水系。
莲花池水系：从西周的蓟城直到金代的中都，北京城址都是位于明清北京城西南部、今莲花池以东的地区，城市用水与园林营建都依托着「莲花池水系」。这一水系在北京城发展初期（如蓟城、燕上都、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等）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用水需求，但是随着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元大都），莲花池水系有限的水源已经不堪重负。
高梁河水系与通惠河：元代建大都，放弃了莲花池水系上历代相沿的城址，而在金中都的东北郊选择新址，重建新城。新址以金代离宫大宁宫周围的湖泊（金代称白莲潭）为中心，这片湖泊为高梁河所灌注，属于「高梁河水系」。
元代杰出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亲自踏勘了元大都西北郊山区的泉流水道，发现大都城西北30公里外的昌平神山（今凤凰山）白浮泉，该处水源水量充沛，于是郭守敬巧妙地引白浮泉水沿西山脚下汇集诸多傍山泉流，最终汇于瓮山泊，并由此将水引至元大都和义门（明清北京城西直门）北水关入大都城，汇入积水潭内（元代积水潭即今之什刹海，明北京城墙改建后，高梁河水改由德胜门西侧水关入城），就此开辟了北京城前所未有的新水系。积水潭水从万宁桥（即今地安门桥，俗称后门桥）流出，沿皇城东墙外南下出丽正门东水关，转而东南至文明门外，最终抵达通州大运河口。这项水利工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开工，次年秋完成，被命名为「通惠河」，从此南方的粮货得以源源不断运抵元大都积水潭——自此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成为元、明、清三代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生命线」。虽然早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即开「永济渠」以达涿郡（当时的北京），辽代又有「萧太后运粮河」供给辽南京漕运，金代也曾陆续尝试引卢沟河（即永定河）水、开金口以通金中都漕运，以及开凿中都至通州的闸河等等，但均未能形成较为长期高效的漕运系统。元代通惠河的开通真正实现了元大都大规模的漕运，元世祖忽必烈在积水潭见到一派「舳舻蔽水」的繁荣气象，大为欣悦。通惠河的开通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最终完成。通惠河漕运全赖坝闸调节水量，漕船来时，提闸放水；漕船过后，落闸蓄水。全河坝闸共有11处24座，分别为：广源闸2，西城闸2（后改名会川），朝宗闸2，海子闸3（后改名澄清），文明闸2，魏村闸2（后改名惠和），籍东闸2（后改名庆丰），郊亭闸3（后改名平津），杨尹闸2（后改名溥济），通州闸2（后改名通流），河门闸2（后改名广利）。至今与通惠河有关的古迹仍有通运桥及张家湾镇城墙遗迹、通州故城、石坝、通济桥遗址、滚水坝减水闸遗址、庆丰闸、澄清闸、广源闸、白浮泉遗址等（详见下册「京杭大运河」）。
元、明、清三代围绕高梁河水系，特别是玉泉水、瓮山泊（昆明湖）、长河、海淀、六海等水域，营建了大量园林，从而塑造了古代北京优美的山水园林格局。
清代西北郊水利工程：清乾隆时期在营建玉泉山静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之前身）等皇家园林之际，对北京西北郊水系进行了又一次彻底整治，将元代郭守敬的水利工程进一步拓展与完善。乾隆初年，由于海淀附近陆续兴建与扩建的园林越来越多，大量的园林用水已使城市的主要水系——玉泉山水系不堪重负。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水系治理。水系疏浚工程结合「开源」与「节流」，进行了三方面治理：一是汇集西山、香山、寿安山一带的大小山泉入玉泉山水系；二是结合兴建清漪园来拓宽昆明湖作为蓄水库；三是疏浚长河。此外还于香山之东、昆明湖之西开挖了两条泄洪之河，一条东入清河，一条东南入玉渊潭。经过此番水系疏浚，不仅塑造了更适宜造园的山水环境，同时保证了西北郊广袤农田的灌溉之利，使得清代西北郊的园林群落有田园环护，更富田园诗意。
以上略微勾勒了古代北京之「山水」格局，它为北京城及郊外的园林、寺观、陵墓、村落等建筑群的营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下将分门别类述之。

■园林

古代北京从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到风景如画的公共园林，从达官显贵的私家园林，到平民百姓的庭院小景，加上寺观庙宇的园林景胜……可谓地地道道的「园林城市」。本书上册重点介绍了位于明清北京城城墙以内的园林，下文则略述京郊各类园林名胜。
■清代以前京郊园林
西湖（莲花池）：从古蓟城、唐幽州以至辽南京，古代「洗马沟」水皆由城西墙之外流过。洗马沟的源头，古称「西湖」，北魏时即为蓟城著名的风景区，可谓北京最古老的园林之一。《水经注·卷十三·㶟水》云：
「㶟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
西湖之水是早期北京城发展之命脉所系，金中都则是北京地区依赖西湖供水的最后一个城市。金中都将西湖水引入皇城西苑，成为皇家园林中「太液池」及「鱼藻池」（今青年湖）的水源。古代的西湖即今天的莲花池，金代西湖比今天的莲花池要大得多，到明代依然「广袤十数亩」，为京郊名胜。民国时期莲花池称「南河泊子」颇富幽致。今天在此建成莲花池公园，算是对北京城「发源地」的一种纪念。
钓鱼台、玉渊潭：金中都西北郊有钓鱼台林园，相传金代诗人王郁少时隐居钓台，潜心述作，钓鱼台因王郁设台垂钓得名。钓台前有泉从地涌出，冬夏不竭，西山山麓支流悉灌注于此，即玉渊潭。
元时玉渊潭为大都丁氏庭园。自明万历初，为李皇亲别墅。清乾隆间，将其浚治成湖，以纳香山新开引河之水，并由此沿三里河直抵阜成门护城河，将玉渊潭纳入清代北京城市水系之中。乾隆于玉渊潭中建钓鱼台养源斋等园林，今有遗迹位于钓鱼台国宾馆内。
西山八大水院：西山早在辽代以前即为京郊重要景胜，金代为帝王游览之所，元、明、清陆续有大量园林在此营建。其中著名者有金章宗之「西山八大水院」。
金章宗（完颜璟）自幼喜好汉族文化，尤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并极好游幸，其足迹遍布北京西山及周围各郊县的名山秀水，并于其间大兴离宫别馆，掀起了经营西山园林寺观的一个高潮，后世西山的诸多名胜古迹都与金章宗有着不解之缘。金章宗经营西山景胜的卓越成果集中体现在八处园林行宫体系，史称「西山八大水院」，具体指：（一）旸台山大觉寺，称清水院；（二）妙高峰法云寺，称香水院；（三）车儿营西北的黄普寺，称圣水院；（四）金山金仙庵，称金水院；（五）香山寺双井，称潭水院；（六）玉泉山芙蓉殿，称泉水院；（七）石景山双泉寺，称双水院；（八）门头沟仰山栖隐寺，称灵水院。此八处行宫其实都是寺院，分布西山各处，且皆有佳泉，融山水林园与佛寺殿宇于一体。其中清水院大觉寺、灵水院栖隐寺皆为辽时旧刹；后世最负盛名的则属潭水院香山寺与泉水院芙蓉殿，围绕这两处水院，经元、明、清三代不断扩建，最终形成香山静宜园与玉泉山静明园这两座气势恢弘的皇家苑囿；另外香水院法云寺后建为醇亲王墓；圣水院黄普寺建为明照洞瑞云庵，内有金刚石塔奇观；金水院金仙庵、双水院双泉寺则仅存少量印记。
瓮山泊（西湖景）：瓮山泊（也称西湖、西湖景，为颐和园昆明湖之前身）是西山一带最大的水域。元天历二年（1329年）在玉泉山山脚下、西湖岸边兴修了大承天护圣寺，规模宏大壮丽，寺前更设双琉璃阁伸入水中，以石桥相连，为玉泉、西湖增色不少——元人的「寺前对峙双飞阁」、「玉虹遥亘星河上，翠阁双悬日月前」等都是赞美双阁景致的，西湖景也得到「壮观神州今第一」的美誉。清代在瓮山泊湖光山色的基础上，模拟杭州西湖景致，最终建成三山五园中集大成的旷世名园——清漪园（颐和园）。
清华园（李园）：海淀的私家园林比之皇家的「三山五园」还要历史悠久。元代时，西北郊海淀一带的一片湖泊称作「丹棱沜」，为文人喜爱之风景区；当地百姓则称之为「海淀」。明中叶以后，由于当地居民不断在湖区植荷种稻，湖泊逐渐被分为南北两片，称作「南海淀」与「北海淀」，一派江南水乡景致。周围居民增多，后逐步发展为海淀镇（即今天中关村西区之前身）。海淀一带私家园林的营建始于明代。为首一人为明万历皇帝之外祖父武清侯李伟，他在海淀镇以北的低地上，半跨北海淀湖，修建了一座方圆十里的大型园林，名曰「清华园」（为康熙朝畅春园之前身，与今天清华大学之清华园同名而异地），号称「京国第一名园」。《泽农吟稿》称：「武清侯海淀别业，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缭垣约十里，水居其半。叠石为山，岩洞幽居。渠可运舟，跨以双桥。堤旁俱植花果，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京国第一名园也。」
勺园（米园）：与清华园齐名、仅一水之隔的另一座著名园林乃是大书法家米万钟的「勺园」。勺园在清华园引水之下游，取「海淀一勺」之意（其址位于今北京大学西墙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描绘了勺园景色：「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袁中道则有「到门唯见水，入室尽疑舟」之句。
清华园和勺园为当时海淀诸多私家园林中最负盛名者，时人有「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之谓。
除了上述赫赫有名的园林之外，清代以前京郊还有不少小型的公共园林风景区：如德胜门外和内城西南角的两处太平湖、安定门外的满井、右安门外南十里的草桥、东便门外通惠河上的二闸、南郊的丰台等等。
满井：明《帝京景物略》载「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见古井……而满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其初春首游也。」
二闸：东便门外五里许，位于通惠河大通桥至通州段的第二座水闸，元代称庆丰闸，俗称二闸。大通桥至庆丰闸一带波流荡漾，二三园亭依涧临水，一派水乡景象。南岸有三忠祠，祠后有濯缨亭。明清两代，都人流行泛舟二闸：每年五月初至七月中，游人多于东便门登舟，沿途多有卖鲜菱藕者；二闸附近更多酒肆茶棚以及小吃摊、杂耍场之类——「漕航午渡」为「大兴八景」之一。直至民国年间，二闸依然为著名景点，沈从文即有《游二闸》的名篇。
此外，为数众多的寺观庙宇都有自己的园林，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公共园林，可供市民游赏。京郊许多自然风景也都充满园林气息。
可以说，清代以前北京的园林已是遍布城郊各处，蔚为大观，而清代的西北郊皇家园林营建则是北京园林营建的最高峰，使得北京西北郊（今海淀区中、南部）成为一座与北京城南北呼应的「园林之城」，也成为北京历代园林之精华。

■清代北京西北郊的「园林之城」
清朝自康熙中叶以后，逐渐兴起一个皇家园林的建设高潮，这个高潮奠基于康熙，完成于乾隆，乾嘉年间达到全盛的局面。康熙、乾隆具有极其相似的园林喜好，一方面，二人醉心于汉族文化，尤其醉心于江南园林之美；另一方面，出于自身游牧民族的习俗，又不愿被城市尤其是紫禁城所束缚，向往名山大川并始终保持着骑射传统——这样双重文化的融合最终致使他们把目光投向最具山水佳致的北京西北郊（乃至于承德），在真山真水的浩阔尺度中来实现自己的「园林梦」。正如乾隆在《避暑山庄后序》中所总结的：
「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市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
这段话可看做康、乾二帝园林美学的总述，其与明清私家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缩微山水的意境大异其趣。而所谓「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也非乾隆一厢情愿的夸耀之辞，因为清代尤其是乾隆朝皇家园林营建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其中尤以西北郊的「三山五园」最为经典。
经过康熙时期的草创，到乾隆时期对西北郊园林的全面整合之后，最终形成了西起香山、东到海淀、南临长河的「园林之海」。其于总体规划布局上一气呵成的气魄堪与明清北京城相媲美，使得清北京城城市形态出现了一座横亘东西的「园林之城」与一座纵贯南北的「凸」字形帝都并峙的局面，可称作一种「双城」模式。
三山五园：著名的「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及万寿山清漪园（今颐和园），其中有以山取胜的香山静宜园，有山水俱佳的静明园、清漪园，还有人工叠山构池的畅春、圆明二园，圆明园更以其荟萃天下名园的特色成为「万园之园」——正如周维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一书中所言：
「三山五园荟聚了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全部形式，代表着后期中国宫廷造园艺术的精华。」
本书正文将对三山五园逐一进行介绍，故本文希望通过综观五园，概括三山五园之整体意象及总体成就。
首先，三山五园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如此，它们所形成的园林之城与北京城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三山五园的园林水系与北京城市水系为一整体，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北京城与三山五园在空间形态上即是一体，从视觉上就是一体的：由北京城中景山、琼华岛以及城门楼等制高点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三山五园形成的苑囿区，并且这个园林之城的形态由近而远、由东而西，沿畅春、圆明、清漪、静明、静宜诸园呈现节节升高的态势，最后以西部绵亘的群山作为背景，如一幅天然画卷。反过来，无论在万寿山、玉泉山还是香山，都可以远跳京城楼阙——古人游西郊的诗作中有大量眺望京城的诗句即是最佳例证。近代作家林语堂则深情描绘道：
「站在西山卧佛寺或碧云寺，人们得以鸟瞰这一辉煌的城市。五里长厚重的灰墙清晰可见，若在晴天，远处门楼看起来如同灰色大斑点。惊人的大片绿色呈现于闪烁的金黄色殿脊间，那就是远处的太液池。」
因此西北郊的园林之城可谓是北京城向外的延伸。这种整体联系特别是视觉上的联系只是在现代城市建设尤其是北京旧城西面、北面大建高楼之后才被阻断的，以至于今天北京人不再能直观感受到这种城市与山林融为一体的整体美。
其次，三山五园本身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意象，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则呈现出丰富博大的文化内涵。三山五园之中，畅春园以「朴素」为主要特点，反映了康熙的审美趣味；圆明园则包罗万有，体现出与畅春园正相反的「华丽」气象；香山静宜园则以山之「雄」取胜（当然园中也有「见心斋」这样的「雄中藏秀」的景致）；玉泉山静明园与香山静宜园正好形成对比，山明水秀，尤以泉胜，更多体现出「秀」的气质（当然园中也有宝塔的雄劲之姿）；最晚建成的清漪园则是乾隆审美情趣的代表，其自然山水意境胜过以上诸园，为五园中之最柔媚者，故清漪园之山水意境即可概括为「媚」。以上将五园的基本园林意境分别以朴、华、雄、秀、媚五字总括，然而中国艺术素来主张「优美」与「壮美」的统一，因而静宜园可以雄中藏秀，静明园可以秀外见雄，同样清漪园于妩媚之外，也有佛香阁雄浑之势……因而这五字仅是强调五园各自最独特的意象。正是由于五园各具佳致，各擅胜场，因而遍游之下，互相对比映村，相得益彰，形成全方位的园林和审美享受——甚胜过了北京城内的西苑（即北海与中南海），达到了中国漫长的皇家造园史的巅峰。
最后，三山五园既是对江南园林的模仿和借鉴，又创造了自身全新的风格，是建筑文化交融的典范。正如乾隆自己所言：「略师其意，就其自然之势，不舍己之所长。」三山五园的营建对于江南园林不是止步于模仿、抄袭，更主要在于依据北京的具体情况加以创造，于是树立了北京皇家园林独具一格的造园意境：集中体现为对真山真水略加改造，成为大型天然山水园，将天然风景与人工造景相结合，这一点是江南私家园林无法企及的；另外一点就是荟萃大中小园林的「集锦式」手法，这也是大型皇家园林的「专利」，圆明园为其代表；最后一点，从北京皇家园林建筑来看，并没有生搬硬套江南的粉墙黛瓦、黑褐油彩，而是以北京习惯的灰瓦灰砖以及金、红、蓝、绿等主要色彩，重点建筑能以琉璃瓦的传统形式来营造江园林之「意」，从而形成了既具江南园林之细腻又不失北方建筑之浑厚、更能体现皇家气魄的园林建筑风格，可谓中国南北建筑文化交融之典范。
长河及沿岸园林：西北郊的园林之海全赖长河加以贯穿。早在元代，从玉泉山、瓮山泊通往元大都积水潭的长河即成为帝王泛舟之水路，「沿堤万柳着新绿」、「凤城西去玉泉头，杨柳长堤马上游」都是时人描写沿河景色之句。元大都的贵族、官僚、文人也都追随统治者之后，竞相「买舟载酒而往」，泛舟长河、游览西湖，蔚为风尚。
明代《帝京景物略》也描绘了长河沿岸之秀丽景色：
「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指高梁桥——引者注）下，荇尾靡波，鱼头接流。夹岸高柳，丝丝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高梁桥水，来西山涧中，去此入玉河。辞山而平，未到城而净，轻风感之，作青罗纹纸痕。两水夹一堤，柳四行夹水。松之老也秃，梅之老也秃，柳之老也，逾细叶而长丝。高梁堤上柳，高十丈，拂堤下水，尚可余四五尺。」
海淀以南沿长河布列有泉宗庙、五塔寺、万寿寺、紫竹院等兼备寺庙与行宫御苑性质的林园。其中极乐寺园林尤佳：《潇碧堂集》称「极乐寺去高梁桥三里，马行浓绿中若张盖。殿前有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可七八围」；《燕都游览志》载「寺临水有垂杨，婀娜甚。殿前四松遮荫，不见一人」。
长河畔私家园林则以白石庄园为最盛——《燕都游览志》称：「驸马都尉万公白石庄在白石桥稍北。台榭数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葱蒨，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园亭当为第一。」
海淀「赐园」：清代海淀一带除了规模宏大的三山五园之外，尚有诸多皇帝赐予王公贵族的「赐园」点缀其间。其中著名者如和珅的「淑春园」（其故址即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此外还有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和承泽园（以上诸园均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内或周边）以及近春园、熙春园（以上二园位于今清华大学校园内）。

■庙宇

■佛寺
佛寺为京郊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者，本书介绍的京郊古迹约有一半为佛寺。以下扼要讨论北京佛寺之历史沿革与分布特征。
明以前佛寺：北京佛教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建于西晋建兴四年（316年）的潭柘寺是北京最早兴建的寺庙，古人称「先有潭柘，后有幽州」。
北魏时北京地区已有一些佛寺，尽管今天已无该时期的建筑，但是一些北魏时期的佛像尚留存至今，著名者如海淀车耳营的魏太和造像为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所雕，为北京现存最早的石雕佛像（现收藏于五塔寺）。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苌舍宅兴建尉使君寺，法源寺保存的唐碑《悯忠寺重藏舍利记》明确地记载了其创建年代。
隋唐时期是北京地区（隋称涿郡、唐称幽州）佛教的昌盛时期。隋文帝、唐太宗和武则天曾先后在此敕建舍利塔、悯忠寺（即今之法源寺）和大云寺，为北京地区佛寺的兴建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据史料记载统计，唐代幽州城区与郊野兴建的佛寺不下百座，这些寺庙多集中于今房山白带山、幽州城区和今天津蓟县盘山，呈三足鼎立之势分布，并分别以雕凿石经、弘扬律学和传播禅宗而各具特色，显露出幽州佛寺鲜明的文化内涵。其中以雕凿石经闻名于世的房山云居寺留存至今，并保留了隋唐时期的藏经洞、唐代石塔、辽代砖塔及大量石经，被誉为「北京的敦煌」。此外，马鞍山慧聚寺（今之戒台寺）、寿安山兜率寺（今之卧佛寺）均创建于唐代，至今依旧为京郊名刹。
辽代帝王尽皆崇奉佛教，其中辽道宗尤甚，据称他「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辽南京城庙宇众多，《契丹国志》载辽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顺天府志》谓辽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今天北京城区内唯一的辽南京建筑遗存即天宁寺塔，建于辽天庆九年（1119年）。此外，西南郊房山云居寺的北塔也是十分难得的辽代建筑遗存；西北郊阳台山大觉寺为创建于辽代的著名大寺。
金代虽不及辽代崇佛，但佛寺建筑依旧繁盛，金中都城郊除了前文提及的兼具行宫与寺庙功能的「西山八大水院」之外，更有银山塔林五座极为宏伟的金代砖塔，蔚为壮观；此外在门头沟潭柘寺塔林、白瀑寺等处尚有金塔数座。
元代除了汉传佛教以外，藏传佛教得以发展，除了城中妙应寺白塔流传至今以外，城郊为数众多的过街塔也体现了汉藏文化交融的特色，可惜此类建筑今天仅余下居庸关云台一个孤例，并且上部的白塔已无存。此外，门头沟灵岳寺大殿则是北京地区十分难得的元代木结构建筑遗存。
辽金元三代可谓北京佛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北京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明清佛寺：明正统以后，由于宦官干政，滥发度牒，北京城寺观数目激增，北京现存的佛寺大多为明代太监创建或重修。明代宦官专权，一方面利用建造寺庙牟取私利，另一方面由于其无法享受今世常人之幸福生活，于是便将希望寄托于来世，通过大建寺庙为来世积累功德。清代大学者朱彝尊称「都城自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珰无人不建佛寺。梵宫之盛倍于建章万户千门。成化中，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见周尚书洪谟奏疏中。王宫保廷相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则所建可类推矣」。
明代佛寺大兴的另一个原因是万历朝慈圣皇太后李氏极为笃信佛教（时人谓之「九莲菩萨」），万历年幼时李太后大权在握，大兴佛寺，「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明代太祖至宪宗成化百余年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达639座。
明清两代北京同时流行汉传与藏传佛教。明清统治者皆崇重藏传佛教，分别通过「众封多建」和「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的民族宗教政策，实现对西藏、蒙古的有效统治。其中，两朝在京郊都有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寺庙，如明代的真觉寺和清代的西黄寺等。

■道观
北京地区现存著名道观十余座，其中京郊最著名者为白云观、东岳庙及一系列碧霞元君祠。这里特别要提一下「五顶」。
五顶：所谓「五项」，是北京最著名的五处碧霞元君祠（北京各处的碧霞元君祠多达数十座）。碧霞元君祠为源自泰山的民间宗教建筑，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因泰山之碧霞元君祠位于泰山之巅（俗称「岱项」），故北京这五处碧霞元君祠称作「五顶」。其中东直门外的东顶毁于「文革」；西顶在四季青镇蓝靛厂，目前已部分修复；南顶在永定门外南顶村；北顶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内「水立方」正南面，已全部修复；中顶在南苑乡中顶村。
除五顶之外，京郊著名的碧霞元君祠还有丫髻山、妙峰山两处碧霞元君祠。

■郊坛
明初实行郊祀制度，明北京主要祭坛均设在城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修建外城后原本位于南郊的天坛与山川坛（后称先农坛）被圈入外城，而日坛、月坛、地坛则分别位于明北京城的东、西、北郊，成为北京城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坛和月坛东西相对。日坛在东，是春分日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神）的场所。月坛在西是祭祀夜明之神（月亮神）和天上诸星宿神的场所。地坛在北，与天坛南北呼应，是夏至日祭祀皇地祇的所在。

■其他
除上述寺观坛庙之外，文庙、关帝庙、城隍庙、观音庵、土地庙、真武庙之类更是遍及京郊各处。明成祖朱棣以真武为庇护神，在北京建有百余座真武庙。清代特别重视祭祀关羽，经皇帝敕建的关帝庙就有15座之多。
十字寺遗址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处元代景教寺庙遗址，是北京乃至全国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门头沟后桑峪教堂则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清真寺除位于旧城内的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花市清真寺及清真普寿寺之外，城郊以通州清真寺最为著名。据统计，至2000年北京地区有大小清真寺68座。

■墓葬

京郊广泛分布着各历史时期的墓葬。中国古人墓葬制度充分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故墓葬建筑形制往往是对墓主人生前住宅形制的模拟和象征，而帝王陵寝则往往与都城制度相类似——例如明十三陵，在规划设计上处处与明北京城相对应。将各类陵墓建筑与墓主生前居所对照比较（例如帝陵与都城、王公墓葬与王府等等），十分耐人寻味。由于北京许多古代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对于墓葬的研究成为了解北京许多历史时期城市与建筑文化的重要依据。

■早期墓葬
与西周北京地区建蓟、燕同时期的墓葬有昌平龙山墓群、顺义牛栏山西周墓等。1975年发掘的昌平白浮村三座中型墓中随葬的青铜短剑、兽首刀、有銎斧、头盔、镶满铜扣的皮靴等均带有浓厚的草原民族特色。
代表春秋时期燕文化的墓葬在怀柔城北和昌平城北等地，且多为小型墓。20世纪50年代开始勘查燕都蓟城，至70年代共发现战国至汉代的陶井上百座，集中分布在广安门地区，周围有小型墓葬，此外在顺义、丰台、怀柔、昌平、房山等地发现的战国墓葬出土有错金银纹饰的青铜器和仿铜陶礼器。
玉皇庙山戎墓群是迄今所知我国青铜时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遗存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的一处墓地。
通过对以上早期墓葬的发掘，确认了「燕文化」的形成过程，并可以看到北京早期城市当中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这也一直是后来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

■汉墓
北京地区已发掘的历代墓葬中以汉墓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怀柔、昌平、顺义、海淀、密云、大兴及房山等区。西汉墓葬有土坑和瓮棺等形制，均南北向。东汉墓葬有砖室、土坑、瓮棺等形制，均南北向。砖室墓一般后室置棺，前室和侧室置随葬品。
北京汉墓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葆台汉墓及老山汉墓。
大葆台汉墓：1974年发掘的丰台大葆台汉墓为大型木椁墓，由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墓道中有随葬的车、马。从形制、封土、出土物及人骨鉴定，并结合文献记载，发据者判定墓主人是时期的燕王刘建及夫人。
老山汉墓：2000年发掘的石景山老山汉墓由外回廊、「黄肠题凑」、内回廊组成，墓室全部为木框架式「题凑」结构，墓道中未发现随葬车、马，应是西汉时期一位广阳王夫人的墓葬。
此外，石景山和丰台分别出土了《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石墓表（现藏于海淀区五塔寺）及东汉石人。
■魏晋南北朝至唐辽墓葬
北京地区西晋时期的墓葬以永嘉元年（307年）的王浚妻华芳墓规模最大，其墓志志文为确定西晋蓟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准确依据。西晋时期的墓室平面均呈刀把形，与中原不同，反映了西晋燕国的特点。
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先后由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统治。怀柔的傅隆显墓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北齐时期的墓葬。
唐代墓葬主要分布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石景山、海淀、丰台、昌平、房山、延庆、大兴等区县，90%为砖室墓，土坑墓较少；单室墓多，双室墓极少；有少量壁画墓。较重要者如史思明墓、薛府君墓和唐归义王（李诗）墓等。其中一些墓志保留了大量北京历史地理方面的珍贵资料。
辽墓主要集中在西、南部，较为重要的有赵德钧墓、马直温墓、韩佚墓、李熙墓和斋堂壁画墓等。绝大多数为圆形砖墓室，一般为穹隆顶，约半数左右的墓壁为仿木建筑结构，绘有人物、花卉壁画，基本属汉人习俗。随葬品多为陶、瓷器，其中鸡冠壶、鸡腿瓶为契丹风格。

■房山金陵
金代建都于北京，皇陵则位于房山西部的大房山东麓，初建于金海陵王时期（1149—1160年），面积约60平方公里，有17座王陵及诸王兆域，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帝王陵寝。
除皇陵之外，北京地区还发现一些金代普通墓葬，其中2/3以上是石椁墓，绝大多数实行火葬。共有6座女真族贵族墓，最具代表性的有丰台乌古论家族墓地、通州石宗璧墓和海淀蒲察胡沙墓等。
此外，元墓主要分布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昌平、密云等区县，已发掘的以砖室墓居多，还有不少僧人塔墓。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城北郊昌平天寿山南面的山谷之中，明成祖朱棣到思宗朱由检共十三代帝王都埋葬于此。这里汇集了规模宏大、艺术造诣高超的陵墓建筑群，既是明代帝王陵寝的最重要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群规划设计的典范。此外，代宗朱祁钰葬于西北郊金山景泰陵。
明代妃嫔在英宗以前从葬于皇陵区，长陵的东、西井共有16位妃嫔从葬。英宗废除从葬制后，大部分的明代妃嫔葬在金山。1951年在董四墓村妃嫔墓地发掘了天启帝的妃嫔墓和万历帝的妃嫔墓。英宗以后也仍有少数妃嫔葬在皇陵区，在昭陵和思陵之间有成化帝的万贵妃墓、万历帝的郑贵妃墓。

■清代诸王及公主园寝
清代对诸王实行「封而不建」原则，故诸王均居北京，死后也大都葬于京郊。在朝阳、海淀、丰台、昌平、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平谷等区，共有清代诸王及公主园寝200余座，绝大多数已毁，现在尚存大量以诸王、公主墓园为名的地名如「八王坟」、「公主坟」等等。保存较好的有孚郡王墓（俗称九王坟）、醇亲王墓（俗称七王坟）。诸王园寝地面建筑规模宏大，大多数占地数万平方米，一般有月河、碑亭、神桥、隆恩门、隆恩殿和宝顶。较大规模的园寝还有阳宅，一般为数进的四合院，如恭忠亲王奕䜣园寝阳宅为四进院落，有大门、茶房、垂花门、前厅、后宅、寝室等。将诸王园寝与其在城中的王府（见本书上册）相对照，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公主墓按诸王园寝规制建造。已发掘的海淀区羊坊店「公主坟」有两座园寝东、西排列，东为嘉庆帝三女庄敬公主夫妻合葬墓；西为四女庄静公主园寝。1965年修建地铁时，将地面建筑拆除，墓室发掘后拆除，其基址即位于今地铁1号线公主坟站。
■其他
明代外戚墓在近、远郊均有发现，重要者如宪宗万贵妃之父万贵墓、武宗皇后之父夏儒墓及神宗外祖父李庄简家族墓地。明太监墓主要分布在宣武、海淀、石景山、门头沟等区，广安门以北、西便门以南是明太监丛葬区。太监墓一般都建有石砌或砖砌的长方形墓室，内置木棺。主要者有赵政墓、刘忠墓（位于今香山饭店址）、侯忠墓和田义墓，其中田义墓的石刻为北京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清代太监墓主要分布在海淀区恩济庄、皂君庙和大钟寺等9处。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墓最奢华，墓内出土金、玉器50余件，以钻石帽正、花宝石镶钻戒指、光绪款金烟碟、汉代满黄浸玉镯最为珍贵。
利马窦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有墓碑63通。

■遗址

京郊大地分布着很多原始洞穴、古代聚落或古城遗址，成为北京古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极富历史趣味的内容。

■史前遗迹
20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发现多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90年开始又相继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门头沟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此外，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建设期间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周口店：距今70万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一带已有人类活动。周口店遗址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内容。早期遗址以第1地点为代表，遗址中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化石距今46万～23万年；还发现了用火遗迹和数以万计的石器。中期遗址以第4地点为代表，遗址中发现的「新洞人」化石距今20万～10万年，出土了2件我国最早的磨制骨制品。晚期遗址以山顶洞为代表，遗址中的「山顶洞人」化石距今10万～2万年，出土工具主要有石器、骨角器及骨针，还发现了大量装饰品。2003年在周口店又发现了距今2.5万年的田园洞人类化石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周口店遗址以其丰富的史前遗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40余处，其中新石器时代属于早期的重要遗址有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约1万年）和怀柔转年遗址（距今10000～9000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工具和少量陶器，陶器的出现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个明显的标志。
距今8000～65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中期），北京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个文化系统，即上宅文化和镇江营一期文化。上宅文化以平谷上宅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命名，居住房址为半地穴式。镇江营一期文化以房山镇江营遗址的最下层堆积命名。距今6500～50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中期稍晚），后岗一期文化和雪山一、二期文化相继覆盖了北京地区。北京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包括房山镇江营遗址第二期遗存、平谷上宅遗址第三期遗存及密云燕落寨遗址等。雪山一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昌平雪山遗址的下层而得名。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的遗址较典型者为雪山遗址二期文化遗存、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四期遗存。

■夏商周及先秦时期遗迹
在夏至商代早期，北京燕山南麓及拒马河流域分布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初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一个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紧密联系又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目前学术界多以「张家园上层文化」或「围坊三期文化」来命名。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
西周封蓟、燕于北京地区，为两座北京地区出现最早的城市。西周中后期，在融合了商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西周燕文化，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大型遗址。典型遗址有房山琉璃河、镇江营、焦庄遗址，昌平龙山墓群、顺义牛栏山西周墓等。
琉璃河西周遗址：琉璃河遗址为西周燕国的始封地，面积为5.25平方公里，主要发现有西周早期的城址、燕侯及燕国贵族墓葬区及居址。其中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有附葬的车马坑，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玉器、骨角器、蚌器。部分墓还随葬有原始瓷器、成组的漆器和殉葬的奴隶。青铜器上大多铸有铭文，其中记载了周初封燕的史实。

■战国遗址
春秋时期的燕文化遗迹和遗物较少。战国时期，燕国进入中兴阶段，随着燕昭王励精图治，今北京地区全境均归燕国控制。北京地区战国遗址较为密集，大型遗址沿西南—东北一线分布，尤以房山区较多，典型的城址如蔡庄古城遗址、长沟古城遗址、窦店古城遗址、良乡古城遗址等，基本是相距15公里便建有一城。20世纪50年代开始勘查蓟城（燕上都），至70年代，共发现战国至汉代的陶井上百座，集中分布在广安门地区，结合周围的小型墓葬推断，战国蓟城北墙在今西长安街以南，南墙在今法源寺以北。

■秦汉至唐辽时期遗迹
秦、汉时期，北京地区在战国时期的城址继续得到使用，逐渐形成了以蓟城和广阳城为中心的城址群。蓟城在秦、汉至西晋时期为北方重镇。秦置广阳郡，西汉时期燕地或为国（燕国、广阳国）、或为郡，其治所都在蓟城。
海淀清河汉城遗址：为战国至汉代时期遗址，周长约2000米。西、南城墙大部分保存，北、东城墙残迹可辨。曾发掘出土了大量兵器、农具，是现存距北京城区最近的汉代古城遗址。

■金中都城址
金中都是在唐幽州、辽南京基础上扩建而成（详见本书上册「北京古城史略」一章）。1990—1991年配合西厢道路工程（北起西便门、南至菜户营，正位于金中都的中轴线上），发现了金中都皇宫应天门遗址、大安门遗址和大安殿遗址。1991年发现的金中都南城墙水关遗址与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的规制一致，是研究中国古代城池与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

■元大都土城
由于明初在元大都北城墙以南五里建新城墙，于是元大都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遭废弃，孰料正是这段废弃的土城得以留存至今。现在北京西直门、东直门以北，以及土城路一线残留绵延十余公里的元代土城遗迹，其中肃清门和健德门的瓮城土墙还部分残存于地面之上，现辟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这段土城可谓是见证了北京城七百余年的沧桑变化。
明北京城墙遗址同样辟为公园。清代最著名的遗址则是圆明园遗址，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见证。

■道路

本书上册介绍了明清北京城内主要街道、胡同，本文将着重探讨京郊主要道路、桥梁及关隘等等。

■远古时期四大干道
如前所述，北京西、北、东北三面环山，唯南面与东南面与华北大平原相连。在山区，有一些天然的峡谷隘口，成为沟通北京地区与北方的重要交通孔道，其中最著名者有居庸关、古北口、卢龙塞（喜峰口）、榆关（山海关）等。
经过古人长期的交通活动，形成从远古至先秦时期北京地区的四大干道：一、向西南，沿太行山东麓南北一线高地，可达中原各地；二、向西北，穿过居庸关可达蒙古高原；三、向东北，出古北口可去燕山腹地；四、向东，紧傍燕山南麓，经喜峰口或山海关，便抵辽西、辽东各地。故此太行山东麓大道、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燕山南麓和喜峰口或山海关大道为远古时代北京地区先民与各地交往的主要道路。自远古时期起，北京地区即为我国南北交通之枢纽。
■秦驰道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修筑由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所谓驰道为秦代专供皇帝行驶车马的道路，故又称「天子道」。秦始皇的驰道通过燕国故地（北京地区）者为太行山东麓大道、燕山南麓大道和居庸关大道，这三条大道在旧有基础上得到进步整修，成为规格极高的道路，可谓古代的高速路——《汉书·贾山传》云：「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见驰道宽阔（秦制五十步合三丈，近10米）且路基厚实，还有行道树加以美化。

■明代道路、桥梁及御道
北京地区道路自秦以降陆续有所发展。至明代定都北京则在继承前代基础之上略有变化，而尤以桥梁建设极富成就。
永乐迁都北京后，为护卫京师，坚筑长城不懈，固守内外边塞，直至明终。因此，由北京经张家口、独石口、四海冶、古北口、喜峰口等要塞北上的道路皆被长城截为两段。由此，元以前通达塞内外的几条南北要道已不复畅通无阻。但随着长城的不断修筑和加强边备的需要，由北京通往蓟州、宣府、大同等边镇的道路却愈加重要起来。
桥梁：与前代相比，明代在桥梁建设上达到一个高峰：永乐年间修建清河上的广济桥；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月修通州城东白富河桥；正统十一年（1446年）八月建通州八里庄桥（即永通桥）；正统十三年（1448年）建昌平沙河朝宗桥；天顺七年（1463年）四月建弘仁桥；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建成良乡琉璃河石桥；万历二年（1574年）建成涿州胡良桥与城北石桥（永济桥）；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又建良乡南关外普济桥；等等。此外，建于金代的卢沟桥在元、明、清时期也是一派繁荣气象，元代有《卢沟运筏图》，从中可见卢沟桥两岸的繁忙景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北京向东南去的大道建有大型石桥宏仁桥（亦称马驹桥），突出了该道路的重要性。该桥「长二十五丈，广三丈，为洞有九以酾水，为栏于两旁以障田者，精致工巧，无以复加」。卢沟桥、永通桥、马驹桥和朝宗桥被称为明代拱卫京师四大桥。
御道：在明北京城郊诸多道路中，有两条特别重要。
一是出德胜门去往昌平明陵的御道，由清河经沙河而趋皇陵。在这条御路上，永乐间建清河广济桥，正统间建沙河朝宗桥、安济桥；弘治十七年（1504年）建元（玄）福宫，俗称回龙观（今天回龙观成为大型居住区之名）；嘉靖十六年（1537年）建沙河行宫即巩华城——上述桥梁、宫观、行宫的修建，大大加强了十三陵御路的便利性，至今许多遗迹尚存。
二是出永定门去往南苑的御道。南苑又称南海子，在永定门外20里，原为元代「下马飞放泊」。明代为皇家苑囿。明朝时期尚无西北郊园林之城，帝王常往南苑，故出永定门至南苑之御路十分重要。
清代《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即详细描绘了自永定门至南苑北门大红门的御道景象，为这条御路最难得的形象资料。

■清代道路及御道
清代北京的郊区道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发展。首先，历史悠久的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山海关大道、卢沟桥大道都获得了新的交通意义，道路也修建得更好，沿途多建有行宫。如居庸关大道建有赤城县汤泉行宫；古北口大道因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和木兰秋狝而更加重要起来；山海关大道则是京师与盛京（沈阳）之间的主要通衢，也是清帝展谒祖陵的必经之路，沿途于迁安、卢龙、抚宁、临榆皆有行宫。此外，康熙、乾隆屡屡视察畿辅河工和黄河，并多次下江南，巡游五台山，这些活动多取道卢沟桥，然后向南、东南、西南而去于是在畿辅各地建有大量行宫。
其次，清代增建了许多条御道。第一条，出朝阳门向东经通州、三河、蓟州至遵化州昌瑞山清东陵，这条御路称东道，为清帝展谒东陵之路。第二条，出广安门向西南经良乡、房山、涿州、涞水达易州泰宁山清西陵，这条御路称西道，为清帝展谒西陵之路。第三条，出东直门，经顺义、怀柔、密云、滦平达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这条御路称北道，事实上即原古北口大道，为清帝每年巡幸热河及木兰秋狝之道，由于承德避暑山庄实际上也是清王朝的重要政治中心，因此从北京或圆明园至承德的御道格外重要。第四条，出西直门向西北经高梁桥、海淀到三山五园，由于清代自雍正朝以后历代帝王经常在此起居听政，因此这条御道是四条御道之中最重要的一条，整条御道均以巨石铺砌，绝无坑洼颠簸之虞。《康熙六旬万寿盛典图》第二卷详细描绘了这条御道一路的景象。以上各条御路沿途均建有多处行宫。
清代的御道大都修得宽阔平整，中间一般只许皇帝銮辇通行，商旅平民的车马牲畜和往来行人只能走两侧。皇家銮舆通行之前，沿途地方官吏必须召集百姓平整路面，铺撒新鲜黄土，还要用水泼洒，以防起尘，为此沿途须有许多盛水的缸瓮。据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帝谒东陵，见沿道安设水缸，蓄水洒道，便谕之曰：「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话虽如此，可是御路之上，御辇所经，无人敢怠慢。

■村落
就像老北京城中的胡同四合院是京城各类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的「底色」一样，作为京郊丰富多彩的古建筑「底色」的是各类古代村落。
伴随着北京三千年的城市建设，尤其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建设，在北京郊区形成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村落。以下根据不同成因略述京郊村落概况。

■旧城成村
如本书上册「北京古城史略」所言，北京古代城址曾发生过由金中都向元大都转移的重要变迁，这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由废弃的金中都旧城居住区形成的村落。广安门外，北起会城门、白云观，南至凤凰嘴、万泉寺，原是金中都的西半部，元大都建成后位于都城的西南郊，至明清已逐渐萧条成为村落。明清以来，这里陆续出现北蜂窝、小马厂、南蜂窝、三义庵、南北马连道、魏墙角、蝎子门、孟家桥、三路居、骆驼桥、凤凰嘴、菜户营、鸭子桥、大红庙等村落。此外，明北京城弃用元大都北城，于是此地成为明北京北郊，逐渐形成黄亭子、黄带子坟、马甸、太平营、功德林、小西天、南太平庄、侯家坟、红庙、双旗杆、五路居、黄寺、外馆、地兴居、皇姑坟、小黄庄等村落。

■建材成村
明北京城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宫室之际，许多因造办、运输、存放建筑材料的地方逐渐形成村落，由村落名称即可看出其独特之成因。
如存放由南方沿大运河运抵北京的木材之处大都在城东南郊，人称「神木厂」或「皇木厂」，史料记载：「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许，有大木偃侧于地，高可隐一人一骑，明初构宫殿遗材也。」清末民初该地形成小村庄「黄（皇）木庄」。大运河终点通州张家湾镇北也有村庄名「皇木厂」；通州城北郊也有一个「皇木厂」村，又称「北皇木厂」。类似的，用于堆放来自山东临清的砖之所在地也形成村落，如通州东南、张家湾北的「砖厂」村。
而宜武门外著名的疏璃厂、黑窑厂则是烧造琉璃砖瓦之所，在元代、明初都为京郊村落，直至清中叶仍是荒村景象。此外，北京郊区以「窑」命名的村庄还有许多，诸如东郊的大北窑、窑洼村、窑口，南郊的潘家窑、白家窑，西郊的大瓦窑、小瓦窑、鲍家窑等，都是烧造砖瓦盆缸形成的村落。
北京城市建设所用石材大都取自京郊房山、昌平、怀柔等地。房山石窝村就是因千百年来一直在此开采汉白玉石料而成村；怀柔西南的石厂村、丰台西部的大灰厂及灰石厂村，以及其他如周口村、磁家务、牛栏山、白虎涧等村庄的形成都与这些地方采石、烧石灰相关。

■漕运成村
京杭大运河漕运所经之处也形成大量村落，如通州东南之马头村（与码头谐音）、北马头村，密云西南的河漕村、通惠河的二闸村、杨闸村，坝河的西坝河村等等。

■种植（养殖）成村
京郊一些村庄是因为居住着特殊的专业户而形成的，有的专门种植蔬菜瓜果，为栽种户；有的专门牧养鸡鸭鹅、牛羊猪，为牧养户；有的专门管理南海子，为海户；等等。如右安门外西南有「鹅凤营」村（本应作「鹅房营」)；其北不远即「菜户营」；南苑附近有「海户屯」。东直门外为明代牧养御马之所，其马厩及牧养御马的军夫之居所也逐渐演变成村，今东直门外东坝周围许多村庄的名称皆与畜牧有关，如北马房、驹子房、驼房营、草场地、亮马厂、亮马桥等。

■圈地成村
京城从皇室到勋臣、从官员到太监均在京郊大量兼并土地，从而产生大量京郊村庄：诸如黄（皇）庄、定府皇庄、皇后店、驸马庄、宰相庄、官庄、官地、官园、内官庄、庄头、太师屯之类的村名，各区县均可见到。
明代，皇室在京畿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今均改作黄庄，如海淀黄庄）。皇庄是皇室直辖的庄田组织，由太监充当庄头管理。清代亦然。在已知明清两代设立皇庄的周边，往往有一些叫做「庄」的村落较为集中地分布着——京郊称作「某某庄」的村落大都是明清两代形成的。

■驻军成村
北京作为首都，京郊大量驻军，大批驻军营房也逐渐演变成村。元大都北的小营、黄军营、来广营之类皆由驻军营房演变而成。京城北郊的勇士营村则是明代「勇士」驻地。清代八旗官兵主要屯驻于北京内城及各城门外，自三山五园陆续建成，又置圆明园八旗护军营。乾隆十八年（1753年）于香山静宜园左右建健锐营，选八旗勇壮之士，操练攀云梯、攻城堡之技能，成为集城池、殿宇、亭台、碉楼、教场为一体的小城。清亡后这些营房都演变为村落，如今圆明园、香山周边，以「某旗营」命名之村落或地名皆为原圆明园八旗和健锐营八旗之驻地。
除此之外，军队屯田也形成大量村落，在明代《永乐大典》所记载的明初军屯分布的地方，往往于其附近可见称作「屯」的村庄。北京今天仍有许多以「某某屯」为名的村落或地名（如著名的三里屯），应当都是驻军屯田所形成的。

■筑城成村
明代持久的修筑长城工事，形成了京郊许多村落。首先，修筑长城使得沿长城内侧的村落增多；其次，长城沿线的关口要塞都形成较大村落，甚至一些村庄转变为重要的城堡，如石塘岭关、白马关、曹家寨、墙子岭关、黄花镇、慕田峪堡、白杨口、镇罗营等等。

■守陵成村
京郊有数以百计的村落因守陵而形成。如明十三陵各陵的神宫监、果园都演变为村落，并且以相应的陵名为村名；各陵把守关口、保护陵区的军卒驻地，也都形成村落，如德胜口、西山口、老君堂口、灰岭口、贤庄口、碓石口、燕子口等。京城近郊由于坟地和护坟人家而形成的村落更多，而且集中分布在东直门外、左安门外和西郊三大片地域，这些地方大量以「某某坟」或「某家坟」为名的村落皆为守陵而成。除以上原因形成的村落之外，京郊还有不少村落由移民形成，不再赘述。
京郊大量村落还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其中以门头沟斋堂一带古村落最负盛名，其中爨底下村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长城

北京地区内的长城绵延横亘于西山与燕山山脉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世纪修筑燕北长城；北魏时修建长城以防北边部族的入侵。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发民夫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至恒州九百里」，幽州夏口即今居庸关南口，恒州即山西大同。明朝修建长城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至明中后期，设九镇，又称九边，后又增设二镇，故称九边十一镇。北京境内长城自居庸关以东为蓟镇管辖，居庸关四海冶以西为宣府镇管辖。
现存北京地区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时大量沿袭、使用、加固前代长城。明长城呈半环状分布在北京北部山区，由东到西横跨平谷、怀柔、门头沟、昌平四区和密云、延庆二县。据2005年以前调查，北京地区明长城全长约629公里，其中主干线长城539公里，支线长城90公里，全线共有城台（包括墙台、敌台或战台）1325座，关口120余座。其中将军关—墙子路—古北口—白马关—慕田峪—黄花城—八达岭—青水顶—笔架山—东灵山这一线构成北京长城的主体，保存较为完好，城台最为密集，墙体高大宽厚，气势雄伟。而八达岭（包括居庸关—八达岭一线）、慕田峪及司马台是北京地区长城保存最为完好、城墙最为壮观的三个段落。

■结语

以上粗略介绍了京郊大地各类古建筑之概要。用建筑师的眼光来专门研究和探讨京郊古建筑，可以追溯到1932年，梁思成、林徽因合作完成了经典名篇《平郊建筑杂录》一文。该文开篇即写道：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遗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其中辽金元古物虽然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构；有的是煊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只偶尔受诗人们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
梁、林二位先生在文中以兴味盎然而富于诗意的文字描写了卧佛寺平面布局的唐代特征、法海寺与居庸关过街门塔的特殊形制、杏子口三个不知名小佛龛的沧桑意境，并围绕天宁寺塔之形制探讨了对中国古塔进行断代的秘诀……该文最精彩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了「建筑意」这一建筑美学范畴——在两位深爱北京古建筑的学者眼中：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梁、林所谓的「建筑意」即指建筑区别于诗、画的独特的审美意象：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在梁、林看来，建筑蕴含的美和意境能够给人不同于诗情画意的独特审美体验：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是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血流成河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可以说，是古都北京以及华夏大地数不尽的古建筑所蕴含的深厚的「建筑意」最终让梁、林二人长久地热爱着中国古建筑和古都北京——梁思成先生曾经把20世纪50年代初的古都北京称作「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笔者由衷地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梁、林二位先辈《平郊建筑杂录》的续编，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体味北京古建筑在诗情画意之外带给人们的独特的「建筑意」；同时希望这上、中、下两册的《北京古建筑地图》能够让热爱北京古建筑、中国古建筑的人们更加真切地体会深爱北京的建筑学者的肺腑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