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俄剪影

由于任何事情只能在时间之中发生一次，我们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站在牺牲者的一边，而不是幸存者或旁观者的一边。然而，历史就是一种旁观者的艺术，因为牺牲者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的沉默，凶杀剥夺了他们的言说能力。如果我们的诗人谈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那么历史便从此成了该隐的版本。我们提出这个如此极端的比喻，其原因就在于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阐释，我们在道出“历史”一词时往往会忽略这一区分。
    这种忽略会使我们相信，我们能从历史那儿学到些什么，而且历史是有目的的，这一目的主要就是我们自身。无论我们如何钟爱因果关系和后见之明，这一假设都是骇人听闻的，因为它为
许多缺席作出辩护，将其作为通向我们自身存在的一条道路。如果他们未被撞到一旁，我们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此刻坐在我们这张桌子旁的或许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其他一些人。那样的话我们对历史的兴趣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性欲，或许还略带感激。
关于历史之意义、规律和原则的任何话语就只是一种旨在驯养时间的尝试，是在寻求可预见性。这构成一种悖论，因为历史几乎总是让我们措手不及。仔细一想，可预见性恰恰出现在震惊之前。震惊通常会造成损失，可这应被视为人们为舒适付出的账单。转化为形而上学的后见之明会将这一倾向解释为对时间那单调的“滴滴答答”作出的回声。遗憾的是，时间也具有刺耳尖叫之倾向，于是，我们的回声就是一座座万人冢。
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无论历史如何行进，它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撞上我们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共同目的均在于其所有成员之安全，因此，它首先就必须假定历史完全是任意武断的，任何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反面经验均价值有限。其次它必须假定，尽管它的所有制度均旨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其所有成员的安全，可它追求稳定和安全的这一愿望本身却很有可能使社会成为一个活靶子。因此，第三，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而言，谨慎的做法应当是发展出不规则的运动模式（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到改变居住地），以使现实的敌人和形而上的敌人都很
难打中目标。如果不愿成为靶子，你们就必须运动起来。“散开吧。”上帝曾对他的选民这样说，至少，他们也曾一度遵从了神旨。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重大历史谬论之一，即认为人是从游牧生活进化至定居生活的理念。这样一种观点绝妙地体现了那个专制国家的意图以及那片疆域自身鲜明的农业特性，它完全剥夺了人的迁徙权。就其画地为牢的效果而言，这一观念仅次于城市生活的舒适，而它其实也正是城市生活之产物（近两百年大量的历史、生活和政治学说亦如此，它们全都是城里人杜撰出来的，实际上均为都市概念）。
    我们也不要走得太远：显而易见，对于作为动物的人来说，定居生活自然更可取些，考虑到我们不断增加的数量，也只有定居这一条路可走。但是不难想象，一位定居者依然会上路，当他的定居点被侵略者洗劫一空或被地震夷为平地，
当他听到上帝许诺给他一处新地方的声音。同样不难想象，他在感觉到危险时也会这样做。（上帝的许诺不就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吗？）于是，一位定居者便开始运动，成了一位游牧者。
    如果他的思想没有被这些进化论禁忌和历史禁忌打上烙印，他就能轻而易举地上路。就我们所知，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制造任何这样的禁忌，这一点十分可敬。一个人重新成为游牧者之后，或许可以认为自己是在模仿历史，因为历史在他看来也是一位游牧者。但是在基督教一神教出现之后，历史却不得不文明化，也的确被文明化了。实际上，它成了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基督教归根结底是一种群体信仰。
我还要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因为我或许再无其他机会；我要说的是，我们文明进程中最令人悲哀的事件之一，就是希腊罗马多神教和基督教一神教之间的对峙及其众所周知的结局。无论就智性层面还是就精神层面而言，这场对峙其实均无必要。人的形而上空间其实足够容纳多种信仰的共存，更不用说它们的融合了。
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像一个个体的历史，它所包含着的更多是遗忘而非铭记。历史与其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丧失的过程，否则我们立马就不再需要历史学家了。更不用说，保留记忆的能力并不能将自身转译为道出预言的能力。由哲学家或政治思想家作出的此类转译尝试几乎注定会变成一张新社会的蓝图。
无论是德国版的社…还是俄国版的社…，均抽芽自十九世纪晚期的那株哲学之根，它将不列颠博物馆的书架当做燃料，将达尔文的思想当做榜样。（因此，它们两者后来的对峙就不是一场善与恶的搏战，而是两个恶魔的缠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场家庭内讧。）
    更早一些的肥料，自然是法国十八世纪的那场出色表演，这场表演使德国人在军事和智性方面都落后了相当长的时间，由此派生出的民族自卑感却披上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德国“文化”观念的外衣。德国浪漫唯心主义起起落落，从最初的“心灵呼号”很快转向“战争呼号”，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因为不列颠的工业革命进展顺利。
还要考虑到俄国，它比德国的表演机会还要
少，而且还不仅仅是在十八世纪。这是一种双倍的自卑感，因为俄国在千方百计地——不，是竭尽所能地——模仿德国，派生出自己的斯拉夫派，提出了俄罗斯灵魂特殊性的概念，似乎上帝是根据地理原则分配灵魂的。这里开一个玩笑：在一个俄国人听来，“心灵呼号”和“战争呼号”这两个词会合二为一，成为“最新的呼号”。正是出于自卑感，正是出于外省人的心理，即总是追逐最新的时尚，列宁才坐下来阅读马克思；列宁的阅读动机并非某种被意识到的必需。俄国的资本主义毕竟刚刚冒出它的头几根烟囱，整个国家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
    但是，你们却很难指责他俩不去阅读其他的哲学家，比如说维科。那个时代的精神模式是线性的、循序渐进的、进化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坠入这一模式，在检讨某项罪行时更多地关注其起源，而非其目的。是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猎
犬，我们更愿意去嗅伦理学而非人口统计学。历史的真正悖论就在于，它的线性模式原本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之产物，可这种模式却又在钝化这一本能。无论如何，德国版和俄国版的社会主义恰恰源自这种模式，源自历史决定论的原则，即对“正义之城”的追寻。
从编年史的角度来看，从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反犹主义的出现均可谓恰逢其时；其目标大于其手段，我甚至想说，也大于其靶子。这个目的恰恰就是历史，就是要按照德国的样式来重建世界；手段则是政治的。大约正是这些手段的具体性以及它们的靶子的具体性才使得目标不那么抽象了。对于一种思想而言，其受害者的引人注目之处正在于，后者会帮助这种思想获得致命的特征。
但历史不是一种自然力量，即便这仅仅是由于其代价通常都要高昂得多。与此相应，人们无法购买关于历史的保险。甚至连人们在长期被逐过程中产生出的忧虑也只是一笔可怜的保险费，它数目不足，至少对于德意志银行而言是不足的。历史决定论学说与得到教义支持的那种认为天意通常仁慈的精神氛围共同索要了一笔债务，而这笔债就只能用人的血肉来支付了。历史决定论自身会转化为大灭绝的决心；天意通常仁慈的观念则会转化为对纳粹冲锋队的耐心等待。少享受些文明的益处、成为位游牧者不是更好吗？
    我想，历史的唯一法则就是偶然性。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生活越是规范，便会有越多的偶然性被排挤。这种情况持续得越长，便会积累起越多被忽略的偶然性，而在我看来，偶然性会索取自身权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不应赋予某一抽象的思想以人的特质，但是，一位诗人曾经说过：“记住，火与冰/距温适之城/绝不超过一步；那座城/对两者都是一瞬。”因此，我们应该倾听这一警示，因为如今，这座温适之城已发展得过于庞大了。
    这是理解历史法则的最佳途径。如果历史终将如其所愿被纳入科学，那么历史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其探寻之实质。如果存在某个关于万物的真理，这真理大约也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考虑到人类的新来者身份，也就是说，世界出现在人之前，因此，关于万物的真理注定是非人类的。因此，关于这一真理的任何探究均近乎一种唯我论练习，差异仅在于紧张和勒奋的程度。就这意义而言，那些表明了人类之无足轻重的科学发现（更遑论他们诉诸的语言了）就比当今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更接近于那个真理。或许，原子弹的发明
就比青霉素的发明更接近于那个真理。或许，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一种得到国家支持的兽行，其中就包括战争和种族灭绝政策，也包括那些自发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不理解这一点，历史就永远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猎，猎人们就是那些具有神学嗜好的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嗜好的神学家，热衷于赋予他们的战利品以人的相貌和神的意图。但是，探究的人性化似乎并不能赋予其研究对象以人性。
    去做一名游牧者的最好理由并非清新的空气，而在于摆脱社会的理性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以对历史的理性主义阐释为基础；因为，面对社会和历史的理性主义态度就是在无忧无虑地逃离人的直觉。一位十九世纪的哲学家能这样做。而你们却做不到。如果无法在肉体上成为游牧者，那也至少应在思想上成为游牧者。你无法拯救你的皮肤，但是你可以拯救你的思想。应该像阅读小
说一样来阅读历史，即阅读故事，阅读任务，阅读场景。简言之，阅读其多样性。
    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通常不会把法布里斯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联系在一起，不会把大卫·科波菲尔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联系在一起，也不会把冉尔让和克莱丽娅·孔蒂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均大致属于同一世纪的同一时期。我们不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不同的世纪之间也没有关联，或许仅有朝代的延续和交替。历史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其馆藏文学作品的差异更多地在于它们的风格而非它们的主题。以一种宏大方式思考历史暴露出的是我们的自我膨胀——读者自诩为作者。要想给这些书卷做卡片索引——更不用说将它们彼此联系了——只能通过花费时间去阅读它们来完成；无论如何，这要花费我们的脑力。
    此外，我们对小说的阅读大多是飘忽不定的，
有的小说自己找到了我们，有的相反。在这项活动中左右我们的既有我们的趣味，也有我们的休闲环境。可以说，我们在阅读时就成了游牧者。历史也应如此。我们只需谨记，线性思维作为一种叙述手法，一种修辞，对于历史学家的手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对于历史学家的受众而言却是一个陷阱。孤身一人落入这个陷阱是可怕的，众人一同落入这个陷阱则是一场灾难。
    一个个体，尤其是一个游牧的个体，能较集体更敏锐地感觉到危险。前者可以做三百六十度旋转，后者却只能看到一个方向。一个游牧者，一个个体游牧者，其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去构建历史，去构筑他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或文艺复兴，他可能依据年代顺序，也可能不按年代顺序，肆意妄为，只是为了把它们都变成自己的东西。要想同时生活在很多世纪之中，这其实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应当记住，唯理论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个人主义。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学家似乎具有的冷静客观性心怀警惕。因为，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也不构成主观性的替代选项。它更像是各种主观性之总和。无论是凶手、受害者还是旁观者，人们的行为归根结底都始终是个性化的，主观的；对于他们自身及其行为作出的评判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主观的。
    这自然会使我们不再确信无疑，不过，这样的确信无疑越少越好。不确定性能使一个个体提高警惕，不确定性就总体而言也较少嗜血。当然，它也时常会让人感到痛苦。不过，去感受痛苦总是胜过去组织他人。就整体而言，不确定性要比生活本身更真实；关于生活，唯一确信的事情即我们的存在。我再重复一遍，历史和未来的主要特征即我们的缺席，你如果从未成为一件事情的组成部分，你自然无法对这件事情确信无疑。
时间缪斯那含混的神情就由此而来。这是因为，有太多双眼睛曾用不确定的眼神盯着她看。这还因为，她曾目睹太多的能量和骚动，只有她才清楚那些能量和骚动的真实目的。最后，这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她睁开眼睛回头一看，就会让她那些崇拜者双目失明，而她是不无虚荣的。部分地由于这份虚荣，但更主要地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去，她便时常带着她那含混的神情走到我们中间，想让我们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