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04章

周恩来为什么偏爱茅台酒
在翻阅老军人的回忆文字时，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很多人在说到茅台酒时，除了酒香劲足，更津津乐道的，居然是能用它来搓脚和疗伤。
成仿吾在回忆录里便说:“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萧劲光将军回忆:“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档案馆馆长的曾三也有类似的回忆:“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大家不是听说过"红军过茅台，用酒洗双脚，的故事吗?这不是假的，因为用酒擦洗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
还有人参加战斗时挨了一枪，拿茅台酒洗过伤口很快就好了。茅台酒在长征路上立了大功，没有酒精之类的，用茅台酒疗伤也管用。
秦含章（1908-—2019）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白酒专家，曾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20世纪50年代，他与邓颖超在一起开“两会”，便问邓大姐:“长征时周总理路过茅台镇，闻香下马，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就喜欢上了茅台酒?"
邓颖超的回答颇出乎他的意料。“邓大姐说，喜欢是喜欢，但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从那时就喜欢喝。”邓颖超深情地回忆道，长征时部队一路走一路打仗，伤病员很多，而部队缺医少药。到了茅台镇，芳香扑鼻的茅台酒确实吸引了周总理，得知茅台酒的酒度有65度，他当即决定用茅台酒替代药水，为伤员杀菌疗伤。茅台酒为保证红军及时上路做出了很大贡献。1是茅台酒的光荣历史。
这些私人回忆文字，都清晰地透露出一个事实：在军事战争最为的时刻，茅台酒曾起过“疗伤救命”的作用。对于那些从硝烟战火中幸下来的人，这构成了一种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日后的喜爱、饮用和讲这实际上是对已经逝去的激情岁月的回味和共情。
周总理一生之中，难得不顾“总理威仪”，放情忘我，也与茅台酒有关1958年10月，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凯旋时，周总理亲自去车站迎接。随后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慰问志愿军战士代表。那天，他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谁也没数周总理喝了多少杯酒，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和他碰了杯。第二天，周总理醉卧了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高级将领是茅台酒的“死忠粉”，特别是许世友将军，非茅台酒不饮，去世之后，随葬物中还有两瓶茅台酒。
那个写《茅台酒》的熊伯涛， 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有一个时期，他遭到错误批判，连降两级，有一位老战友在关键时刻却没有施以援手，两人因此有十多年互不来往。有一年，熊伯涛突然收到两瓶茅台酒，一查是那位老战友寄来的。熊将军仰天一笑，两人冰释前嫌。好男儿的铁血情谊，无须一言，尽在酒中。
茅台酒一度有“军酒”之称，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7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茅台酒常常成为冲锋前的壮行酒和战斗结束后的房功酒。深究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便是那份浓烈而自豪的长征情结，它成为中国军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红军到达陕北后，“两万五千里长征”成了一个传奇。特别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曾译为《西行漫记》)，蜚声中外，大大提升了共产党的声誉。同时，国民党及右翼报纸则极尽诽谤之能事，其中一例，便是有人嘲笑红军没有文化，竟然把茅台酒用来洗脚。
1943年，大律师沈钧儒的儿子、画家沈叔羊在重庆举行画展，有一幅题为《岁朝图》的水墨画，绘了几朵秋风中的菊花、一个茅台酒壶、两只酒杯。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画上题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到1945年，为了推动国共两党谈判，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六位国民参议员组团飞赴延安斡旋。正是在那次访问中，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促膝对谈，讨论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有了著名的“窑洞对”。
在枣园的会客室里，黄炎培意外地看到，沈叔羊的那幅《岁朝图》居然悬挂在黄土壁上，一问，是董必武购回送到了延安，黄炎培大为感慨。新中国成立之后，黄炎培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2年冬天，他去南京调研，陈毅以茅台酒设宴款待他。席间，陈毅感叹道:“当年在延安，读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酒酣兴起，陈毅即兴步韵赋诗: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
黄炎培随即和诗一首：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在茅台酒厂的档案室里，有数百份史料和口述文件，记录了当年的种种逸事。它们构成了茅台酒与国家记忆之间的微妙关系，让品牌具备了难以复制的势能和历史资产。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它们无法以广告的方式呈现，却通过书、文章及口口相传，成为茅台酒文化价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写《茅台传》，我在三年时间里二十余次来到茅台镇。前几次住的是茅台国际大酒店，后来就有意选镇上的民宿住，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被触这个小镇更多的真实细节。有一次，我住的“茅台人家客栈”就在茅台镇的半山腰，沿着盘山路往下走，便是当年的下渡口。如今，那里被拓展成了红军广场，在红军到浮桥的水面上，修了一座铁索桥，桥的两侧挂满五角红星。到了夜间，组星通电发光，别有一番英雄主义的浪漫。那天黄昏时分，我站在河畔的黄桷树下，望着“毛泽东由此渡河”的石碑，许久之后，忽然若有所悟。写这句话的人应该有他的深意，这个“河”，既是眼前的赤水河，又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