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如何成就孩子：获得学业成功的秘诀

1940年代后期，芬兰终于从对苏战争中逐渐走出来，踏上了新的征程。当时，芬兰很贫穷，除森林外极度缺乏自然资源。部分欧洲邻国通过海外殖民获得财富，芬兰则没有此类“遗产”可以继承。这种窘境迫使芬兰领导人得出结论，芬兰人只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财富。个体国民也开始意识到，武装他们孩子的头脑是使下一代能够更进一步的最好方式。教育成为了芬兰的最大希望，它计划培养其人民，为一个基于知识而不是基于农业或手工业的新经济时代做好准备。虽然当时距离如今的高科技知识经济尚有几十年之远，但芬兰天生的劣势却给予了它意外的先机。它所建立的教育系统，恰恰是为21世纪所打造的。
不过那时还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芬兰社会因为赤裸裸的不平等而四分五裂，在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情况比当下美国的情形更加严重。所有芬兰儿童上初中时便面临两条分叉道：普通的“平民学校”（folk school）或是更加学术性的私立“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文法学校的运作方式和如今的高中差不多，会为大学教育做准备。但是，文法学校收取学费，而且在小城里通常都不设立，这导致只有居住在较大城镇或城市地区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望进入大学。
而芬兰的知识型企业日益增多，亟需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这样的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芬兰公司想要招募到教育水平更高的员工，帮助它们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扶持创新——正如今日美国所面对的情况。但也像今日之美国，那时，对于究竟什么才是最佳的教育改革方案，芬兰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关于芬兰是否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公立学校体系，国民激烈争论了二十年之久。有批评家质问，让所有学生都达到文法学校精英生的高水平教育程度，是否合理？社会真的需要所有年轻人都接受那么良好的教育吗?这么做难道不是在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吗?尤其是在还有其他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另外，指望所有年轻人都像文法学校所要求的那样，不仅要学芬兰语和芬兰的另一门官方语言瑞典语，还要再学一门其他外语，合理甚或有必要吗？
最后，一个特别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推荐方案，指出芬兰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公立学校体系。举国哗然，各方反应不尽相同。小学老师们相信，每位学生都同样有可能学好，而大学教授通常对此持保留态度；政客间则四分五裂。一位芬兰教育专家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社会中流传的种种惨淡预言：“有些人认为，芬兰一旦通过了为全民建立统一公立学校的新法案，其前景将无比黯淡——知识水平下降、现有人才被浪费，芬兰作为一个国家，则会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被甩在后头。”
支持建立统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呼声最终取得了胜利。芬兰学校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阶段——在1970年代初正式开展实施。最初的目标是缓慢有序地将两条原本平行的轨道（平民学校和文法学校）合并成一个综合系统。依照预期，这项措施执行后，全体学生都要接受更高难度的学业课程。到了1970年代末，这套新体系已在全国的每一个市镇＊生效运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芬兰在四十几年前究竟做了什么，我们不妨暂且快
进一些，看一下最近关于教育的某项研究成果。几年前，两位麻省理工学
院的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 摆脱不了贫穷》＊（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Global Poverty）。他们在这本书中，梳理了通常用来应对国家贫困问题的种种措施，涉及的领域包括营养、保健、财政、教育等。其中，教育尤为经常地被视作是可以解决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同德尔班纳吉和迪弗洛发现，那些被委以“解决国家难题”之重任的专家看待教育的方式总结起来基本可归为两类。一类从“需求”（ demand）出发。他们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和其他类型的投资没有什么两样。家长愿意付钱送孩子去上学，是因为他们未来可以从这项投资中获得收益。只有当人们普遍相信“投资回报率”足够高时，家长才会愿意花更多钱送孩子去读私立学校或者要求公立教育得到改善。顺着这种思维方式去看，要确保家长得到他们为孩子所预想的教育水平，竞争就必不可少。改变是由需求端推动的，而非供给端。
全球各地的人们普遍接受上述这种教育观念，而它在美国更是盛行。尽管美国的公立学校（通常由州政府出资和管理）遍布全国、数量众多，但仍有十分之一的美国学生去上私立学校，而且几乎整个大学教育都建立在私人支付的学费基础之上。甚至公立教育本身也高度依赖私人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如私人运营且日益逐利的特许学校，以及跨国公司开发的考试项目。10
“择校权”（school choice）这一概念便源自这种需求视角，它往往又会进一步推动教育的“私有化”。它还经常与全球学校改革运动中的其他理念相辅相成，比如采用更多标准化测验来衡量教师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要对标准化测验的结果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都设置更多的竞争，还有学习时间也要变得更长。
有一个北欧国家采纳了上述的部分理念——瑞典允许私人开办学校。”另外，英国完全采纳标准化测试”，印度则在试验性地发放“学券”（school vouchers），可以用来抵扣私立学校的费用。3在美国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不论是巴拉克·奥巴马还是米特·罗姆尼＊都支持保障“择校权”。罗姆尼的态度尤其坚定，他坚信，只有当家长有机会在各种（公立、
上选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候选人。特许、私立）学校中进行选择时，学校才会有动力提高教学质量。“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的话，政府的职责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可以持续进行下去，比如给家长发券，缓解他们的学费压力，让孩子能够去上任何一所他们想去的学校。

但麻省理工的班纳吉和迪弗洛教授指出，教育毕竟与普通的投资项目不同，它有一项非常棘手的特征，即家长是在教育中付出投资成本的那批人但获得收益的却是孩子们一而且回报通常要到很多年（乃至几十年）后才能看到。这就使动机和奖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而很少有人正视这种脱节。在一个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很多父母就不会选择做这样的投资，因为没有即时的报偿，还不如让孩子待在家中或田里帮工。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仍旧有家长会被这种脱节困住，进退两难，尤其是在教育耗资不菲的情况下。此外，把教育视作一种“需求”，还要求父母能够积极管理他们孩子的教育。要在一大堆眼花缭乱的教育选择中有条不紊地前进，要应对竞争激烈的申请流程，要确保孩子能进入正确的学校，不仅需要金钱，还要求知识、时间···很多时候还有人脉。如果视教育为需求端驱动的话，就会使孩子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父母的野心和能力，而这正是一个由“爱的北欧理念”塑造而成的社会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很快会再回过头来讲讲瑞典的情况。）
那么，班吉瑞和迪弗洛所确定的第二类看待教育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对这种视角的命名并不出人意料，但其内容或许会让人耳目一新。在“供给”（supply）视角下，教育并非某种只有当父母需要时才出现的产品，与之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不论个体父母想要给孩子选择什么，也不管家庭的经济情况允许他们选择什么，教育的目标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班吉瑞和迪弗洛将这种观点总结如下：“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把一个孩子享有正常童年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完全寄托于父母的心血来潮或贪得无厌···正因如此，大多数富裕国家并不给家长预留选择的余地，除非父母可以证明自己会在家教育小孩，否则家长必须送孩子去上学，直到他们长到一定岁数为止。”5
1970年代末，芬兰教育界的政府行政人员正准备为新统一的学校系统制定具体的目标和措施，把教育视作“供给”，不仅能最好地反映出“爱的北欧理念”，同时也能应对快速变化的当代社会现状。与此同时，它似乎最有助于实现芬兰想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知识经济”的目标，从而确保在接下来的21世纪中，芬兰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于是，芬兰的行政机构全身心地投入落实“供给”方针，举国上下再也没有回头。
简而言之，与如今美国教育界流行的改革方案相比，芬兰采取的措施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与其截然相反，但它凭此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难想象，如此不同的策略，必然也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很遗憾，在教育领域，比起绝大多数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体系落后得惊人。在美国，决定一个孩子在学校表现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孩子自身的天资与勤奋，而是其父母的地位——具体来说，是父母自身的教育水平和财富状况。”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但美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而且还在不断恶化。近年来，美国家庭的富裕程度与孩子学业表现之间呈现出越发显著的正相关联系。2010年，一位斯坦福教授发现，与三十年前相比，美国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孩子在测试成绩上的整体差距扩大了近40％。
两方阵营都说对了一部分事实。研究显示，儿童贫困与一系列风险紧密相连，其中很多就与教育相关，例如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健康问题、青少年怀孕以及药物和酒精滥用等。”显然，美国贫富差距悬殊，而像芬兰这样的社会更加注重平等，所以前者整体的教育体系较难与后者抗衡。然而，收入不均并非总是或直接意味着学生在学业表现上会有巨大差异。许多国家（如以色列、墨西哥）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大，但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习上的表现却不像美国差那么多。”即便是芬兰，也有收入不均的问题，虽然程度不如美国那么严重，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芬兰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不过，这一点对于芬兰学生的教育表现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但不论身处哪方阵营，所有的美国教育改革人士基本都认为，芬兰对美国而言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相比之下，芬兰社会“过于平等”。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芬兰教育究竟为何能取得成功。重建教育体系时，芬兰人的目标正是要避免教育受到贫困的干扰，而芬兰也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时间退回几十年前，芬兰全身心投入到“供给”教育的方针中，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芬兰跨过所有那些陈旧的、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不平等··如今，这种不平等仍在美国肆虐。显然，芬兰经验表明，把重点放在平等上，不仅可能创造出卓越，而且也能高效地“武装”一个国家，为将来做好准备。
不过，整幅拼图里我还有一大块没提，正是它确保了芬兰儿童能够有余裕享受一个真正的童年。芬兰父母与美国家长不同，他们不必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孩子未来的教育路径感到焦虑。用帕西·萨尔贝里的话来说，“入学准备”并不意味着家庭和孩子需要做好准备，迎接学校的挑战；相反，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学校要做好准备，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并且要帮助每一个孩子实现自我。现在，它们正蓄势待发。
芬兰的教育体系确实重视数学和科学，芬兰学生在这两门学科中表现得相当出色，芬兰经济也因此受益。在1990年代早期，诺基亚公司推动芬兰经济繁荣到达新高度，而它正是一家设计和制造手机的高科技大企业。长久以来，其他工程类行业在芬兰经济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如造船业、电梯制造业、纸浆和造纸业以及林业··以至于你时常会听到一些推崇艺术文化的芬兰人抱怨芬兰是一个“工程师之国”。近年来，新一代芬兰初创企业冒头，它们创造出的一些手机游戏和应用风靡全球，也让芬兰人为之骄傲。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芬兰学校就跟美国一样，重“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该简称取上述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轻人文学科，但现实情况却更复杂微妙。
在美国，私人家教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利润颇丰，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教育机会方面的贫富差距。“芬兰的做法也和韩国这样的教育强国截然不同。韩国学生放学后已疲惫不堪，但还要赶往各种私人辅导中心，开启又一轮晚间补习，可谓备受煎熬。与之相对，芬兰的市镇会资助学校开设“晚托俱乐部”，所有一年级学生都可以选择待在那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等爸妈下班后来接自己回家。在俱乐部里，学生可以吃饭、做作业、进行体育锻炼或只是纯玩。”我上学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些项目。
如果你去问芬兰教师，为什么芬兰学生在教室里的时间几乎比所有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学生都要少，但他们却可以在全球测试中脱颖而出，老师们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得到了高效的利用。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计划，自主地调整课程表；虽然学校不实施标准化测验，但学校会清楚地告知学生，做作业是很重要的。在学年内，学校几乎从来都不会取消上课——虽然芬兰离北极圈那么近，但也没有像美国那样会因为下雪而取消上课的“传统”。另外，老师们总是密切关注着学生的情况，一旦发现他们有跟不上的迹象，就会立即提供帮助。
芬兰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芬兰人对待教育的态度却是：竞争，越少越好。它或许意味着，这种态度自有其重要优势。芬兰基本从来不给学校或老师进行排名，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由媒体编制出的学术性高中排名表，排名依据的是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以及其学生在芬兰“高考”中的表现。”芬兰教育体系运作的基础是“合作”。老师们一起备课、制作教案甚至有时一起上课；校长们也会彼此交流意见。最近，芬兰老师们在讨论是否有可能把教案上传到网上，供所有同事免费 使用。50
美国人可能还会对另一件事感到惊讶，那就是芬兰学校里没有运动队。学校课程中当然会包括体育锻炼，但是如果学生想要搞体育竞赛，那就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全国遍布各种公立或私营的体育组织，它们会组建青少年运动团队，但在学校里，体育课不是用来训练专业运动员的，而是为了给孩子们介绍各种形式的锻炼方式，帮助他们过上健康生活。我住到美国之后，逐渐意识到美国学校里的团队运动模式也有不少好处，它不仅可以培养团队精神、促进团队合作，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参与昂贵的运动项目，还给学生提供了在学习之外展现自我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想知道，团体运动是不是占了太多的教育预算？是不是在学生中构建起不必要的等级划分?（比如“众所周知，运动员优于书呆子”。学校管理者会不会因此给运动员学生提供“后门”，免去他们部分学业上的负担？还有，从整体上看，热衷体育是否会分散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忘掉在学校里主要任务应该还是学习？
芬兰是个小国家，族裔单一且颇为安静；而美国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种族大熔炉”，二者的不同点极多。所以，也难怪会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芬兰的教育经验对美国没什么参考价值。他们声称，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都不适合拿来作为美国的榜样，因为芬兰不仅贫困率更低，他们的人口本身也高度同质。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erick MHess）便持此类观点。他在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Institute）工作，担任教育政策研究主任。他认为，这一切的“芬兰狂热”完全就是被吹过头了。4
诚然，芬兰和美国不同，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美国的教育问题多数是由各州自主管辖的。芬兰人口在五百五十万左右，与美国许多州的人口相当；事实上，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州（具体来说是三十个）人口还少于芬兰。仅从规模上看，在美国任何一个州推行芬兰的教育体系都是可行的。就人口多样性而言，芬兰确实是一个更为同质化的国家：只有略多于5％的芬兰居民出生于他国，而在美国，这项数据是13％；此外，芬兰的组成族裔也显然更为统一。不过，在2010年，美国还是有十九个州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低于芬兰，与此同时，芬兰的人口多样化程度也在迅速攀升，自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外国出生的居民数量整整翻了一番。55那么，芬兰是否因此丧失了在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呢？没有。更何况，移民往往聚居在某些特定区域，所以在部分芬兰学校中，学生是高度多样化的。那么，这些特定的学校是否落后于其他学校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事实上，瑞典人所说的“自由学校”（free schools）在美国对应的就是“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而且说实话，这套制度实施下来，就其成效而言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推行择校权，加剧了瑞典学校与学校之间阶层和种族的区隔现象；2000年至2012年期间，瑞典在PISA测试中退步显著，其退步之严重程度为所有被测国家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