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泣的缪斯 028

如果她的诗不完全是“人民之声”，那是因为一个民族从来不以一个声音说话。但她的声音也不是精英的声音，仅就它丝毫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独有的那种民粹主义怀旧情绪就能说明这一点。在差不多这个时候，为了对抗历史施加的痛苦的非人格性，她使用了“我们”，这个代名词被拓宽至它的语言学极限——不是被她本人，而是被其他讲俄语的人。由于未来的性质，这个“我们”将被普遍接受，其使用者的权威将不断增强。
不管怎样，在阿赫玛托娃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的“市民”诗与写于整整三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诗之间，心理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如果没有诗后的日期，诸如《祈祷》之类的诗也完全可以当作是在本世纪俄罗斯历史上任何时刻写的，只要该时刻符合该诗特有的标题。不过，这除了证明她的艺术细胞膜的敏感之外，还证明过去这八十年的历史性质多少有点儿简化了诗人的工作。它简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一位诗人竟会舍一行包含预言可能性的诗，而取对一个事实或感觉作清楚的描述。
因此，阿赫玛托娃诗歌总体上，尤其是在那个时期，才有这种主格特征。她不仅很清楚她处理的情绪和感觉是相当普通的，而且很清楚时间忠实于其重复的天性，会使它们变得普遍。她意识到历史如同其对象，选择是有限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市民”诗只是她总体抒情诗激流夹带的碎片罢了，这实际上使得“市民”诗的“我们”与那个较频密、充满感情的“我”没有什么差别。由于两者的重叠，这两个代名词都获得了愈来愈逼真的效果。由于那激流的名字是“爱情”，因此这些有关祖国和时代的诗都充满了几乎是不适当的亲密性；同样地，那些有关情绪本身的诗则获得某种史诗音质。后者意味着那激流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