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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22【《鲁班经匠家镜》提出“按九天玄女尺法装门”的说法...似乎并不推崇用九天玄女尺法。】，补充，《鲁班经》的玄女尺法现在最早似乎应该见于宋末元初的《事林广记·别集六》（见至顺西园精舍刊本，王珂论文认为其祖本为前至元刊本），同样也是门尺，但该书记载的玄女尺为湖湘间人使用的是十五个字的寸为一玄女尺长，与元末以后与鲁般八字尺相同的一尺八字不同。
《鲁班经》的玄女尺条文，还见于国图藏元末明初刊本今江西樟树市人宋鲁珍《剋择通书》卷二：「九天玄女装门法，以玄女尺筭之。...大抵凡[尺]法各随匠人所传。」明初福建建阳人熊宗立汇编宋、何而成的《类编历法通书大全》继承了原文（嘉靖三十三年刊本同），直至万历本新刊《鲁班经》才在末尾开始多了一句「术者当依《鲁般经》尺度为法」，《鲁般正式》残本未见此条。
「术者」的称呼还见于国图康熙本桐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今有钞尺，有三司布帛尺，有工匠尺，术家尺，鲁班九天玄女尺，皆门式尺也。」崇祯本苏州赵宧光《说文长笺》卷九五：「国朝有钞尺、三司布帛尺、工匠尺；术家有鲁班尺、九天玄女尺（赵自注：并门式尺）。」可见门尺为术者所用，在文人/一般人/刊书人眼中与工匠尺有别，与玄女尺条文中「尺法各随匠人所传」，以及《鲁般正式》评价用对鲁般真尺才为良匠的使用者身份并不一样。
术者是谁？崇祯本《重订相宅造福全书》将《鲁班经》作为堪舆相宅书收入该丛书，并在别卷的八宅法中介绍了玄女尺、鲁班尺；崇祯三年刻本《造命宗镜集》、天启五年序的新安人作《地理醒心录》作为术数类的著作也介绍了这些门尺。只是这些书与鲁班书的门尺长度比例并不相同，所以万历本刊刻时增加的这句，或许就是反映出原本为营造用途的门尺，已经泛用到堪舆中，术者就是地师或兼职地师的匠师。在《鲁般正式》、万历《鲁班经》保留的《请设鲁般仙师》一文都提及「据术人选到今年某年某月某日时吉方，大利架造」，可见至少在鲁般书的早期文本，术人可能指的是选择家，与匠师是两不相及的职业，总之这类术人也是不兼用门尺的。
在清初以前，《鲁般正式》于藏家目录的编排中尚可列入技术类，至清中期的《静寄轩书目》已将《鲁班经》列入阴阳堪舆著作一类中，再往后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直言「今世所行《鲁班经》略于规矩准绳，而详于日月禁忌」，可见越往后鲁班书含有的技术含量越低。这也正说明万历本新刊《鲁班经》的编纂是有意识朝着职业术者用书、业主宅第使用说明书的方向在走。
同时，万历本《鲁班经》的「大抵尺法」前保留了《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多出的一个圈「○」，或许暗示了这条并非鲁班书原文。虽非原文，但现可见该条关于玄女尺的出处，即宋鲁珍《通书》，与鲁班书的来源、主要影响范围是有关联的。
《事林广记》的原编者为宋末今武夷山市人（见四库总目、陆心源书跋）且书中称鲁般为楚人（元人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丁》同。两书所据引均称「淮南子曰」，实原为高诱注文「公输，鲁般号，时在楚。」《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知鲁般旧载为鲁人），而钱曾《读书敏求记·鲁般正式六卷》中提到了书中记载鲁般及其妻子为江西隆兴府人（隆兴府1163-1277，今南昌，见戴启飞兄《鲁般正式》论文），两地相距较近、两书刊载源头时间也相近①，如此《事林广记》特意收录区别于闽、赣鲁班书的「玄女尺法，九天玄女造此尺，专为开门设，湖湘间人多使之...分作十五字」似乎也不太奇怪了。
*①据@白牛 兄提示宋末元初释圆至作《佛龛匠者乞诗》：「能刻旃檀作屋形，亲从师授鲁般经。不将名姓兼年月，写钉咸阳京兆厅。」（见重庆25版《鲁班经》序P12）释圆至1256-1298，今江西高安市人，恰在南昌县东侧。《四库提要》称他「至元以来，遍历荆、襄、吴、越」，活动范围不出今天流行鲁班书的南方范围。虽然诗中「鲁般经」并不能说明与今天看到的《正式》《经》有明确关联，但至少可以知道在释圆至在南方活动的期间，就已形成了以鲁般为祖师的木匠组织（此处承蒙@26兄提示）。联系《鲁般正式》中《略说》、《请设鲁般仙师》匠人对鲁般的称呼、行政划分称呼的内容，可证明最迟在元代，具体到江西的范围，就形成了以信奉鲁般为祖师而活动的匠班组织（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创作于842-854），在这样的情况下，闽、赣地区以鲁般为名号，在文本与营造中传播技术理念也是相当合理的。
《剋择通书》到《鲁班经》均载玄女尺长九寸有余（或堪舆书载九寸至九寸半），但其尺内所用八个寸位的名称，实与《事林广记》的1.2官尺鲁般八字尺、《鲁般正式》的1.44营造尺鲁般八字尺的吉凶用法、寸位字名无异，区别只是每个字的长度不一样，且后者的末字“吉”改为“本”，而这个区别却与《事林广记》记载的1.1官尺的鲁般八字尺完全相同。有意思的是《事林广记》在这种尺的最后评论说「黄钟积黍之法，其为分为寸为尺为丈，即无长短之说，今人多只用一尺二寸者为法。」①其旨意与万历本《鲁班经》增加的「术者当依《鲁般经》尺度为法」是为异曲同工。
*①疑因此元不署撰人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丁集》就只抄录1.2官尺的鲁般八字尺，且在鲁般八字尺前多加了一条「开门尺法」介绍八字用途。本书的编纂应晚于《事林广记》。疑《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初刊于福建。
如此再看《事林广记》记载的湖湘1.1官尺的十五字玄女尺，与该书中记载的另一种寸位长短不齐的1.1官尺鲁般八尺相同，除去在制作转变比例上标准不同外，其本质与《剋择通书》记载的玄女尺相同。宋鲁珍身处的今江西樟树市，正夹在湖湘与南昌、抚州、南平之间，因此混淆、张冠李戴二尺也未必不可能，所以宋鲁珍《通书》以后玄女尺基本都以与鲁般八字尺相近的面貌出现在文献中。这种相通的混同，宋鲁珍可能就是发觉了这个情况，才特意点明不同只是不同在「尺法各随匠人所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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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明确玄女尺=鲁般尺=鲁般尺后，借着同一类尺的视角，再看明末人吉安峡江黄一凤撰、抚州金溪龚居中补，福建南平刘孔敦校订的崇祯本《重订相宅造福全书》卷上①、明末歙县人吴国仕于崇祯三年刻本《造命宗镜集》卷十一②俱载玄女尺、鲁班尺、子房尺、曲尺为九寸③，这与自民国至今，现实调查徽州鲁般八字尺、江西木工/鲁班尺、湖北崇阳县木工/鲁班尺、广府木工尺、苏北九五尺等，与书中记载的一尺的九寸、九寸半转换关系完全一致④。如在现存建筑上反推，以歙县明代宋氏德政堂（据说为明中期，存疑）为例，通过测算发现该祠如以营造尺的九寸为鲁班尺是有可能的⑤。这或许对于追寻营造活动中匠人用尺尺长具备参考意义，李浈团队通过调查南方营造尺认为这种九寸模数关系可能就是由江西传播四周⑥。
*① @白牛 兄提示贾晋珠提及该书板为福建、苏州书商共用。贾书评《解读“建本”书商的世界》：「这些书版经常在建阳和苏州之间辗转来往，如刘孔敦编辑的《重订相宅造福全书》也为建阳的杨氏四知馆和苏州出版商严少萱共用。」龚序《重订》：「予居金陵十余年，得亲授峡中黄时鸣先生。」黄一凤，字时鸣。
②吴国仕自序：「读峡江黄公时鸣《选择集要》，本古仙之秘诀，发造命之玄机，剖吉凶之真赝，正通书之差讹，而恍然于造命之妙。」
③玄女尺二书相同，虽然与般尺八字的寸位名称不同，本质相同。《重订相宅造福全书》记载的子房尺本质即鲁般八字尺，只不过八字变为政余九字，相当于“本”字前多一凶字；而《造命宗镜集》子房尺的本质即压白尺，同九字、同吉位。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重订相宅造福全书》记载了另一种别于鲁般八字尺（书中作「鲁斑尺」）的鲁班十三字尺，十三字虽然在字数上与《事林广记》的玄女尺十五字数量相近，但吉凶分布与吉凶事项上却完全不同，十三字尺的吉凶分布更像细分化的八字尺（白为好字，黑为坏字，从左到右，鲁班十三字尺吉凶分布○●●●○○○○●●●●○；玄女十五字尺吉凶分布○●○●●●●●●○●●○○○）。以玄女为名，不知是否为楚地阴阳神怪命名的惯例，如《南村辍耕录·九姑玄女课》、《广志绎·奉新樟柳神》等。
④《重订相宅造福全书》、《造命宗镜集》均载四种门尺「总之数不离九，遇九即吉。以九寸为一尺，以九尺为一丈，再加半寸，则诸尺皆合矣。」这里举例与民间一样，混同鲁班门尺、木工营造尺的概念，不做详细区分。另，李浈团队认为赣尺有受到淮尺的影响。
⑤清中期德清人胡彦升《乐律表微》卷一载「今木匠曲尺一尺，得营造尺九寸。尝询匠氏曲尺异同，答云：此名鲁班尺，自古至今无二尺。」不知为何地匠人，著者曾任定陶县知县。但也反映了木工尺与鲁般尺名字混同、混用的情况。
⑥在明人官员眼中，江右地狭人稠，「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如堪舆、星相、医卜、梓匠之类。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见《广志绎》卷四。
由此回看杭州刊刻（见《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 》，@白牛 兄则提示可能也与苏州书坊有关）万历本《鲁班经》多出的一句「术者当依《鲁般经》尺度为法」，是否也暗示了由于这类实用书的传播、匠人技术的传播，已有人察觉到以江西为中心的九寸或九寸有余的鲁班尺不同于《鲁班经》前身《鲁般正式》中记载的尺长一尺四四，需要特意强调匠者要以鲁班书为准？从宋鲁珍身处的临江来看，正夹在湖湘与南昌、抚州、南平之间，因此混淆、张冠李戴二尺也未必不可能，因而借着宋鲁珍所作的《通书》（收入《永乐大典》。国图残本《通书》卷二修造内容只列了与今鲁般八字尺相同的四吉字，并无压白，熊汇编亦无，嘉靖三十三年闽刻《合并通书》亦无），借由通书与后来福建南平人再汇编《类编历法通书大全》、《新刊类编阴阳选择合并通书大全》在知识层面传播到了各地，推动了变化，这样也许就是李浈团队实物调查结论之外的文献佐证。不过也正是这句的出现，可能就影响了《工程做法》对于吉庆尺寸的标准。
从《事林广记》十五字玄女尺到《剋择通书》玄女八字尺，再到万历本《鲁班经》特意添加的当以鲁般八字尺为法，以及《鲁般正式》文本流传中般尺与压白的分合，或也印证了陈耀东于P35说的「闽、粤民间建筑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尺法上的去繁就简的变化，在《鲁班经匠家镜》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形成了多种尺法并用，初看似乎有用多用少的不同，实际上是逐渐力求简化的现象。」
另外，这个繁简的变化在般尺八字与压白之外的压白口诀也有明显关联。陈记录了过去闽粤匠人使用与《事林广记》、《鲁般正式》、《鲁班经》简单压白不同的压白口诀，这些包括《压白尺考》公布的口诀过去未见其古书出处，仅以搜索后可见，同类起星诀基本出现于明代南方堪舆著作的阴宅中，推测至迟在明末已经流行，这类阴宅的压白尺法在著作中也称为「玉尺」，有意思的是这个称呼同样见于崇祯本《造命宗镜集》卷十一介绍阳宅门尺的「造门玉尺式」条目名中，只是压白尺法部分并不需要口诀，而是直接量取（《重订相宅造福全书》亦如是）。可能明清时南方部分地区匠人将其结合，最后如福建地区在近代以来又渐渐简化弃用，而徽州、苏州、扬州等地，只是简单压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