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页 第一章 欧亚时空里的清帝国：噶尔丹之战的教训

尽管魏源的书实质上支持了20世纪民族主义历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他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他写道，《尼布楚条约》中划定的中国领土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刚刚归属中国版图的。他提醒说，台湾“自古不属中国”。1984年北京版《圣武记》的编辑们坚持说：“这些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魏源当然是正确的。在他的陈述中，他赞同清帝们的生命，这些皇帝以其版图扩展包括了他们未曾接触过的民族而自豪。但是清朝扩张纳入新领土的看法违背了自古以来空间固定的民族主义声明。前所未有的击败蒙古敌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可以被解释为“统一”了那些一直潜在的属于国家共同体的民族，并且在清朝的和民族主义的记载中，抵抗的准噶尔人都被划为“叛乱者”。魏源赞同镇压人民起义的“阶级偏见”也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他最严重的错误是他质疑中国边界的永恒性。他的记载并不与现代民族主义契合无间，但是他强调军事扩张，创立了帝国演进到民族国家建立的叙述........然而，俄罗斯和蒙古的历史学家，对此冲突却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描述。在他们看来，蒙古人对侵略性、扩张性的清帝国进行了联合抵抗。他们失败了，是因为受满人施展的离间策略的误导，蒙古阵营里有“叛徒”叛变。因此，沿着民族主义之线，历史解释分道扬镳了。进过俄国、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但在这些记载中，却几乎没有公认的马列主义分析。每一方都把一些特征归功于祖上的战士，这些事他们想用来构建他们自己的民族神话的一些关键特征：“各族”的团结以及对外来入侵者的抵抗立场。没一方关心当时参与者所经历的偶发事件和忠顺无常。反观的民族主义从过去调用了选择性的证据以构造一个统一的，符合目的论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