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页 生活政治的兴起

源于现代性内在参照系统延伸的生活政治的议事日程，涵概了一些不同的领域。抽象系统侵入到自然世界中，而把自然带入了一个外在于人的知识和生活的领域终结区。然而，人对自然控制的极度扩张（这与其他的控制领域一样产生了新的不可预期性）已达到了极限。这些当然包括由此带来的环境的破坏和崩溃，但更重要地是，它们重新引入了外在于现代性抽象系统的争论性参量的那种激励。换言之，受压抑的存在管不仅仅是与自然有关，而且还与这类的存在的参量有关，它已被迫使它们自己返回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在日常生活的水平上以及在集体斗争中，道德与存在的问题又积极地重新复活，进而受到公开的讨论。这类争论所关心的具体道德领域，并不只是应该为人类在自然中生存做些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存在本身应如何被把握和“被度过”（lived）：这便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question of being）。“自然的末日”提出了许多新的要考虑额问题，因为固有的组织领域已经变得太宽泛了。与其他实质性的道德问题一样，这些都以某种方式包含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们都对我们提出了有难度的分析问题，并未我们指出了道德的困境。

在这里，内在参照性（internal referentiality）指“依照内在标准来把社会关系或是自然世界的某些方面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情景。”（P273）上段所论及的内在参照系统是“自然”，关乎存在的领域，而另外三个内在参照系统是：生殖、全球系统、自我和身体，关乎限度、个体与共同生活、自我认同三个领域。（P266）

就此，吉登斯指出：
控制的含义之一就是使自然服从于人的意图，并借助拓殖未来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一过程初看起来像是“工具理性”的扩展，即把人类科学和技术的组织原则应用到对自然世界的控制中。然而，若仔细地审视一下便可知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知识和权力的内在参照系统的突显。正是在这些术语当中，我们才会理解“世界的末日”这样的只言片语的意义。世界正呈现出一种人类对自然给以控制的加速和神话，这直接表现在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当中。……自然的世界在很大范围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被创造的环境”，组成人类的结构性制度的驱力和动力，源自于社会中有组织的知识主张，而不是源自外在于人的活动的那种影响力。
（P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