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1、推动现代社会生活的三大动力：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内在反思

时空分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社会关系联合包括进全球化体系。如今日不同国家的人能跨越空间的限制在网络上交流、汽车可以在全球不同国家拼装组件。

抽离化机制：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组成，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两种形式的抽象系统都依从于“信任”，信任与时空的缺场以及无知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我因为不了解医疗技术，信任医生的诊断，哪怕没有人在场监督。

现代性的内在反思：不同于我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是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下，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构建要素。如对技术的反思更迭。

印刷和电子媒体融合后，进一步促进时空分离的全球化。在电报普及之前，不同区域的新闻术语大不相同，各个地区基于本地近期发生的事件报道新闻，事件发生的距离越远，它被报道的时间越迟。如今随着网络的引入，事件成为主宰新闻内容的决定因素，重大新闻能第一时间出现在全球各个媒体的头条。今日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争相报道罕见事件、远距离地脱离读者日常生活的事件，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的事实，我跟朋友相距几千公里，但我们看到的新闻、对社会事实的了解可能相距不远

通过早期的看护者爱怜的注意而得以发展，基本信任以一种命定的方式把自我认同与他人的评价联结在一起。

把自身创造性地投入到与他人以及客体世界之中，近乎确定无疑地是心理满足和“道德意义”之发现的基本成分。

创造性的经验是个人价值感并因此也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支撑。如果个体不能创造性的生活，那么无论这是因为他们被强迫重演故技惯例，还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有效地与周围的个人和客体形成紧密的联系，慢性忧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倾向都可能发生。

在人类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惯例及把握惯例的形式，不只是个人和特定客体世界之间的调节模式。它们是“外在世界”实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们，人类生存的安全就不可能。

现实不仅仅是此时此地，也不是即时感知的场合，而是对缺场的认同和改变。缺场就是个人暂时看不见，或完全未曾接触过的，但却被认为是“在彼处”存在的现实。

把真实世界当作真实来接受，依赖于基本信任所提供的情感安全。萦绕在某些个体生活中的非现实感受可以采取许多形式，而它们都归同于这些个体在其早期的儿童时代没有很好地发展基本信任。他们有的觉得客体世界或者他人仅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有的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不能保持清晰的感觉。

恐惧是对特定威胁的反应，因而具有确定的对象。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与恐惧相反，焦虑“忽视对象的存在”。换言之，焦虑是个体情感的一种一般化的状态。

所有个体都在种种形式的惯例基础上发展某种本体安全的框架。他们依据情感和行为的“程式”来处理危险以及与之相联的恐惧，而这种程式会成为其日常行为和思想的一部分。

在儿童生活的很早时期，就出现了安全感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比起导源于饥渴的冲动来说，在人的身上显得更加重要。”

焦虑的种子，植根于对与原初的看护者（常常是母亲）分离的恐惧之中。对于儿童来说，这种现象会更为普遍地威胁正在出现的自我的核心也会威胁本体性安全的真实核心。

在儿童之中，由焦虑所引起的敌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无助的痛苦反应。除非受到抑制和引导，这种敌意会导致循环式的焦虑，尤其在儿童之中，愤怒的表现会对抚养者产生反向的敌意。

（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工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

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监控制度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大量增长的基础。

现代性宣告了“整体战争”时代的开始，在其中，武库所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异常巨大，它以核武器的存在作为主要标志。

现代国家是反思性的监控体系。

现代组织的特征不在于其规模或其科层制的品质，而在于受其认可和必须承担的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当有人提及现代性，他就不仅仅指组织的种类，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

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

在前现代的情境下，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

抽离化机制有两种类型，我分别称之为“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又把它们统称为“抽象系统”。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等等。

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

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社会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

现代性的反思性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

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

至少就某些抽离化机制的后果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人能“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如由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全球性风险。

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语言是一种时间机器，它允许不同世代之间的社会实践得以再现，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化成为可能。

（依尼斯和麦克卢汉）以一种娴熟的方式，建立了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媒体与现代性的产生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们都强调主导的媒体类型和时空转型之间的联结。

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如依尼斯指出，纸草作为书写媒体，极大地拓展了行政体系的范围，因为它比以前所用的原料更容易运输、储存和再生产。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

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层次如此广阔，以致“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背景下交互联结了。

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或者说，在后传统秩序的场景中，自我成为反思性投射。

抽象系统不仅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秩序中，而且包含在自我的形塑和连续体中。例如，儿童的早期社会化，日益依从于专家（儿科专家和教育者）的忠告和指导，而不是依从于一代代的直接的传授。

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角色。

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和裂变方式。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的组织起来的活动。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

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

事实上，对体型大规模自恋式的保养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

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诸多种类的基因工程和医学干预，身体成了一种要选择的现象。

对多数人而言，经验的存封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为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所要求的对负罪感日益增长的心理压抑，是一种制度压抑。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明显，因此出现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