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源于现代性内在参照系统延伸的生活政治的议事日程，涵概了一些不同的领域。抽象系统侵入到自然世界中，而把自然带入了一个外在于人的知识和生活的领域终结区。然而，人对自然控制的极度扩张（这与其他的控制领域一样产生了新的不可预期性）已达到了极限。这些当然包括由此带来的环境的破坏和崩溃，但更重要地是，它们重新引入了外在于现代性抽象系统的争论性参量的那种激励。换言之，受压抑的存在管不仅仅是与自然有关，而且还与这类的存在的参量有关，它已被迫使它们自己返回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在日常生活的水平上以及在集体斗争中，道德与存在的问题又积极地重新复活，进而受到公开的讨论。这类争论所关心的具体道德领域，并不只是应该为人类在自然中生存做些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存在本身应如何被把握和“被度过”（lived）：这便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question of being）。“自然的末日”提出了许多新的要考虑额问题，因为固有的组织领域已经变得太宽泛了。与其他实质性的道德问题一样，这些都以某种方式包含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们都对我们提出了有难度的分析问题，并未我们指出了道德的困境。

控制的含义之一就是使自然服从于人的意图，并借助拓殖未来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一过程初看起来像是“工具理性”的扩展，即把人类科学和技术的组织原则应用到对自然世界的控制中。然而，若仔细地审视一下便可知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知识和权力的内在参照系统的突显。正是在这些术语当中，我们才会理解“世界的末日”这样的只言片语的意义。世界正呈现出一种人类对自然给以控制的加速和神话，这直接表现在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当中。……自然的世界在很大范围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被创造的环境”，组成人类的结构性制度的驱力和动力，源自于社会中有组织的知识主张，而不是源自外在于人的活动的那种影响力。

开篇为整个研究勾画出了框架。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 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万别。在我所称的“高级”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者“晚期”现代性（Later modernity, 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个可能性中才能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