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页 《双重人格》和《地下室手记》

关键词：自由，责任，故意的愚行，自由意志，决定论，水晶宫，自由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决定论观点，特别是心理学上的自我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人总是以他们认为最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方式而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刚刚度过社会主义着N.G.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通过理性地证明如下论点而取得：与其余的人合作、以一种“道德和高尚”的方式而行动是符合每个个人的自我利益的。这种观点假设我们总是以自利的态度而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人们能够、实际上也确实在与他们的自利行为作斗争。也是他们仅仅是为了背离预期而故意破坏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固执和自我意愿对他们来说比任何利益都更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有“一些东西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比它自己最高的利益更珍贵”，这就是“人们自己自由而无拘无束的一直，人们自己的任性。”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反对心理学利己主义的特殊决定论，而且反对关于人类行为的任何决定论。他相信，人类并非连贯一致地行事。我们拒绝受社会科学家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任何“自然法则”的限制。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甚至用它来做“肯定是有害和愚蠢的事情”。为什么？
因为它无论如何保存了对我们来说珍贵的和极端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有些人甚至会把它说成是人最珍贵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在自由意志的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有选择地行动，而不改变先行的田间，我们是所选择的行动的唯一的原因……关于自由意志（free will）的这种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理解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决定论认为，每个事件——包括一切人类的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必定不可避免地发生。决定论主张：一切人类行动原则上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因果关系统治着人的行为。这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否定的。

他承认还有另一种自由意志观，这是一种与决定论相容的自由惯，这种自由惯在一个对科学的信仰使得许多学者倾向于以决定论的方式去思考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了。这第二种自由意志观——被称作兼容观——相信：只要我们不在强迫下行动，只要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渴望转变为行动，我们在行动上就是自由的。既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我自己的渴望决定了我的行动是什么，那么就可以说我是在自由行动，即使决定论是正确的，而我也别无选择。因此，假设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能够说，此刻我上蹿下跳是自由行动，即使我别无选择，因为这正是我希望做的。没有人强迫我违背我的意愿而这样做。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这种自由意志观。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自由意志。他说“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所有渴望和幻想的公式被发现了”，也就是说决定论有朝一日被证明正确了，那么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将不复存在。……

通往理想社会——对他来说“水晶宫”是个象征——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方案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最讨厌的是他们假定人类有一个可以定义的本性，特别是，假定他们必然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理性上向他们表明如何实现所渴望的目标。这样“在一只眼睛的闪烁中，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我们是反复无常的动物。我们将运用能够使我们表达我们个性的自由意志来挫败他人运用理性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的任何企图。他相信历史表明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世界历史什么都可以讲，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能说——理性有事可做。”

除了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的另一个观点是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这是一种在十九世纪的英国颇为流行的哲学。杰里米·边沁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倡导的这种观点认为：人无不渴望增进他们自己的快乐或幸福，减少他们自己的痛苦或步行。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这一点，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比其他人更重要，我们的理想就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纯粹快乐或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人）也同样喜欢痛苦……我想人类永不可能放弃真正的痛苦，这就是说放弃毁坏与纷乱。为什么？因为痛苦是一切意识的根源。”

从《地下室手记》中，我们能够开始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者、甚至像边沁和密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激烈批评。就像劳伦斯·斯蒂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推理概括那样，他们”寻找对 人类问题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被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不同意更加平等和合作的理想，但是他认为那必须了来自各个个体内部。他们必须是自由地选择它。条件的平等不能强加给他们；他们只是反抗被告知去做什么，就像我们的反-英雄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