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页 第三章 社会网络：地方、家族与官僚精英

在发挥社区功能和保护作用上，还有另外几种财产合作方式。其中较有名的是“官甲”和“役田”，它们与家族利益的关系相对较模糊。这两种方式都源自16世纪60、70年代的财政改革，目的是通过追查在册户口，减少丁役占有的财产，重新分配财政责任。根据1673年松江地方志的记载，官甲可以代替人力的税收、运输等，方便有效，这一办法只是根据各户是否具有优免权来区别对待他们。不具有优免权的住户要另外等级田亩数，防止不担任里长的住户造成“民甲”的负担不均。相应的，官甲要承担责任，为不
担任里长的住户承担赋税。
登记改革的初衷本是严格划分出官僚家族的私有财产，结果却变为给他们那些无权无势的亲戚提供了庇护。这些亲戚的财产不需要遵照族规来处理，可以把交税的事宜托付到官甲身上，其弊端是产生了“诡寄”和“花户”，实际上完全是逃税行为。这一系列行为一旦开始，结果是只剩力量薄弱的地主，他们要么太正派，要么太贫弱，无法获得庇护，不得不承担交税的责任。一位苏州知府感慨道：“虽整官户复之，而富民之田故在也。”由此，“官以庇民，贵以庇富”。通过官甲，即便在家族组织薄弱的情况下，士人也能够寻回符合自身利益的领导权。
这段么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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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氏家族的情况与嘉定完全不同。对华氏来说，整个家族组织和村落之间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保证了士人在社区领导权方面顺利发挥影响力。华氏运用自身的结构组织募集役田，同时形成了共同的家族田产，得以用役田的盈余支撑家族。在江南其他地区，强势的家族都有类似的举动，利用私有的田产来资助组人承担赋税。在嘉定本地，则没有能堪比延祥华氏的豪族。3而且，在组织家族的过程中，嘉定权贵没有施展其作为其族人的权利。更进一步说，想延祥镇那样收取稻田的地租，比掌控棉产区的地租相对更容易。即便是徐阶，他的义田也没能挽救他，而且他的大量役田本属于松江，很快也成为腐败官场的祭品。1610年，嘉定衙门掌握了1万亩田地，本用于帮助要交税的民众减轻负担，不到十年，这些土地也转移了出去，流入掮客手中，带来了更沉重的赋税。在嘉定，利用士人影响力来维护所在社区领导权的情况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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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定）还有两个精英家族在医学上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其中一家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宋代，先祖的墓地紧靠娄塘镇，由本地的一家寺院管理。16世纪，住在娄塘的一名族人成为北京太医院的官员，家族的精英地位随之而来。这位官员不同于传统的地方官，他不是走科举之路，而是以医学为业走上仕途。他的孙子通过了北京的乡试（而不是在南京），并在1583年荣升进士，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影响力。嘉定的这个家族在这代人以及接下来的三代人之中，又培养出六名太医院的官员，另外两名族人则通过乡试，成为乡贤。有位族人索回娄塘的家族墓地，并把它建成家庙。他们在医学实践和精英地位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另一个家族也可以追溯到宋代，由四川迁至嘉定，也是以医学起家，成为官僚家族。迁来之后，十代族人都以在当地行医为业，直到1554年有直系后人成为贡生，家族才发生了变化。此人在五十三岁时，因抵抗入侵的海盗受到朝廷的恩赐，获得贡生头衔。同时，他在本县生员中的地位尤其特殊，也得益于家族势力，其父与安亭大族结亲，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之后，这位贡生也顺势让一子与另一个精英家族结亲，另一子则受到江南高层官员的庇护，成为著名诗人。诗人的兄长仍像祖辈一样以行医为业，而本族的地位已由被庇护人变为精英社会中的庇护人。诗人的表兄则从本族之外收养了一名有潜力的士子，士子最终通过了乡试，为本族的仕途做出进一步贡献。大族的族规一般禁止这类收养行为，但在家族结构无法延续精英地位的家庭中，这又是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