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的内战”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里的一个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突然举枪向我射击。也许是我太过惹人注目了。我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100码左右，但子弹还是偏离目标很远，以至于连嘹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让我捡了条命。我曾多次遭到来自这幢大楼的射击。
　　可恶的枪声持续不断。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立双方往往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射击的。人们只在自己的建筑物中或街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条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办公室几乎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非常可怕。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过那条街道，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们的窗户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当子弹击中玻璃的时候，玻璃碎块就不会飞出伤人）。有时，来复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哒哒声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远处传来极其沉重的爆炸声，多达十几次，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它听起来像是炸弹在空中的爆炸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飞机出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确实可能是真的——内奸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恐慌而点燃一堆堆炸药。然而，并没有火炮声。我正在等着听大炮的轰鸣，因为大炮一旦开始怒吼，那么就说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了（火炮是巷战的决定性因素）。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垒遭炮击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弹的袭击。总之，如果大家听惯了炮声，那么谁也不会弄错。
食品从骚乱开始以来一直非常短缺。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的那15到20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因为国民自卫队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带伏击），悄悄地摸到猎鹰旅馆那儿弄点吃的来，但不够每人一份，我们当中许多人要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与大部分诸如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一样，这儿被视为中立地。战争刚开始，旅馆就被数量惊人的人群挤得满满的。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身躯肥胖、满脸横肉的俄国人，据说是Ogpu*的间谍，绰号查理·琛，腰带上挂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有看起来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整体，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两个。一开始，在食物短缺变得很严重且报纸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现了把食物短缺当成笑料的趋势。人们都会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司空见惯，每年都有发生。乔治·托伊利，一个意大利新闻记者，我们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来，裤子浸透了鲜血。他只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在人行道上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而就在此时，有人竟开玩笑似地向他投掷手榴弹，幸好他伤得不重。我记得他的感慨是：巴塞罗那的铺路石不应该太多，这样可以减少建造和拆毁街垒的麻烦。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换岗后疲惫不堪又饿又脏地走进旅馆时，发现我的房间里坐着两个国际纵队派来的人。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中立的。假如他们是自己政党的优秀和忠实的支持者，我推想，他们会出催促我改变立场，或者干脆毒死我，把我装得鼓鼓的弹药袋拿走；相反，他们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间还坚持在房顶上值勤。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争吵——并没有什么别的名堂。”不管战斗进行到什么程度和伤亡多少人，我相信，这总要比把事件描述为有计划的骚乱那样的官方说法更接近事实。

*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简称。——译者

陈查理成了查理·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