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迈利和柯普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我妻子。没过多久，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来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不详。他的尸体当即被掩埋，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拒绝。
　　我当即认为斯迈利是被枪杀的。那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此后我认为自己可能弄错了。后来，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阑尾炎。我们后来从另一个获释的囚犯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来，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可能只是出于对死者的恶意报复。然而，我必须指出，鲍勃·斯迈利只有22岁，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之一。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不生病。像鲍勃·斯迈利这样强壮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照料，理应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但是，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会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作地牢。在英国，只有退回到18世纪，才能见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人们甚至被关进地窖或其他更为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并非暂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几个月后他们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证实。我已经从许多消息提供者那里分别得到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状况的描述；他们都证实了彼此的说法，几乎没有丝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所西班牙监狱。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对我说，他的狱中经历，“完全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我明白，仅仅为某一个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大加宣扬，也许无事于补。与许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拥挤的街道上空落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更大。但让人忿忿不平的是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在战场上战死——也许无怨无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监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罗列的过错，而只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人孤独地死去——这就必须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尽管斯迈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现象——将会如何有助于战争更接近胜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部致东线军队中主管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物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处境将会完全不同。
　　我当即意识到这封函件多么至关重要。一封这样的军事公函，其中有作战部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这将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烦的是如何证明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总局办公室里的函件万一被打开，无疑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部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带出监狱并邮寄出去。显然，我亲自办理会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让妻子和柯普先待在这里，然后冲了出去。……
……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 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你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怀疑和仇恨气氛，恶毒的谎言和莫须有的传闻漫天飞扬，贴在布告栏中的海报公开地诋毁我，以及所有类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间谍。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停留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的门外，外面还游荡着一帮无事生非、到处找茬的政治无赖，其中也许会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缉”。这就有如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与一个德国人握手同样危险。我猜想，这位军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定我并不是所谓法西斯间谍，而且这样与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仍然乐意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相当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许多恶劣的境遇之中，你会经常从西班牙人身上见到类似的崇高品德的闪光点。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印象极差，但对西班牙人却没有坏印象。我记得，我仅对一位西班牙人发过两次火，而每当忆及此事，我都认为全是自己的错。毫无疑问，他们宽宏大量，品行高尚，但这些品质都并不真正属于二十世纪。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义也会采取一种相对宽松、能够让人接受得了的统治形式。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素质：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