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页 第二章 顶级富豪文化

“我想，拥有500万～1000万美元的人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赚够了，”她对我说，“拥有私人飞机难道不好吗？即便年收入高达500万美元，也欲壑难填。”对于这些比顶级富豪矮一截的人而言，他们设定了自己无法承受的生活标准。他们刷爆了信用卡，到12月份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同依靠10万美元收入生活的中产阶层没什么两样。我不认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富有。他们想豪赌一把，可是有些事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实在是件令人沮丧的怪事，可这就是真相。”

看一下数据你就能明白收入分布图的顶端发生了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的两位经济学家布雷恩·贝尔和约翰·范·雷南细致地研究了英国的超级富豪。他们在观察前1%富豪群体后发现，1%内部的倾斜同整个收入分布的倾斜程度几乎相当——1998年，前0.02%富豪的总收入占前1%富豪总收入的11%，2008年这一比例达13%。位居英国和美国最富的前1%金融家的财富和人数明显不成比例，收入向分布图顶端的富豪的倾斜尤为突出。

美国政治学家温特斯想出了另外一套方法来观察一般富有人士与超级富豪间的差别。他发明了MPI（material power index，物质力量指数），这一指数是最富的前10%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除以剩余9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得到的数值。结果显示，富裕程度越高，收入极化现象就越严重，好比一座大山越接近顶峰，越是陡峭。最富的前10%美国人MPI值是4，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0%美国人的4倍。最富的前1%美国人MPI值是15，而前0.1%的MPI值跃升至124。在温特斯看来，这就是一般富有人士与寡头之间的界线。“2007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达400万美元以上，”温特斯这样描述前0.1%的美国人，“超过这条线就是寡头的天下了。”

要观察前1%富豪群体的内部动态还可以一窥美国精英大学内的情况。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记录下1969~1992年间12个哈佛班级学生的家庭和职业选择，然后汇编了一组数据。他们的目的本是了解性别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然而他们最终从数据中意外收获了对精英群体的细致刻画。最令人惊奇的是，最富有的哈佛毕业生们与其他人拉开了惊人的差距：2005年，哈佛男生的收入中间值是162 000美元，轻松位居全国收入分布的前10%；而将近8%的男生劳动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位居收入分布的前0.5%。造成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差别，哈佛毕业的金融家的收入比他们的同班同学高出195%。

在前1%富豪群体中，那些没有从艺术史转专业到经济学的人发现自己是这一群体中垫底的，他们难以忍受这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因素是卡萝尔·格雷厄姆提出的“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格雷厄姆的一项全球研究发轫于对俄罗斯和秘鲁的研究。研究发现，穷困潦倒的受访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幸福感，而迁移性更大、机遇更多的富人报告了低得多的幸福感，他们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状况的挫折感也更强。

格雷厄姆博士告诉我，挫折感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周围人的收入比他们高许多，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同前0.1%顶级富豪群体的比较造成了不满足感，格雷厄姆博士将此归咎于贪婪。她提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发现：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谚语在现实社会中的版本。格雷厄姆同时指出，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原因之一。在某些社会，跻身富豪阶层会被认为靠的是人脉关系而不是真才实学，这些社会里的中产阶层成功人士最为沮丧。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详尽阐述了“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理论。“位置商品”指因稀缺性和高热门度而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的特点是“你有则我无”。哈佛新生的录取名额或理想的私立学校学区房就是“位置商品”，而苹果手机或谷歌电子邮箱账户则不是。贪婪的心态很容易解释对“位置商品”的需求——预定最热门的新餐馆或购买限量版手提包。但如何解释器官移植手术呢？以及如何解释精英教育——这个引起前1%富豪群体中最底层那些人最大忧虑的“位置商品”呢？

前1%富豪和前0.1%富豪之间的差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即便在美国，2007年的亿万富豪仅有412名，前0.1%富豪群体中的纳税人为134 888名。前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多达749 375名，平均年收入为486 395美元；而前10%的群体有750万名纳税人，平均年收入为128 560美元，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太大。这些位于收入分布图顶端的垫底者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对顶级富豪而言也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一旦超级精英失去对于财富的热衷，那么顶级富豪就可能变得非常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