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1页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第九节 “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

（这一节讲1935年周作人在思想和文学上与左翼阵营之间的论证。爱智者周作人对东西方文明的见识非常准确，对宗教信仰、专断作风的警惕也鞭辟入里。）


周作人仍然抓住信仰做文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他其实早在五四以后，就认定“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里最大的毒害”，而此时他则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立在“狂信”基础上的，他称之为“新礼教”，警告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由反“狂信”，自然也就要反“载道”，反“遵命”。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正面临着“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无论是“想鼓吹纲常名教”，还是“恨他不宣传阶级专断”，都是要求文学成为“传道”的工具，“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他在一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有些本来能够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他于是说了一句很俏皮，也很尖锐的话，“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卖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据此而十分严肃地表示赞同吴稚晖提出的反对“洋八股”与“党八股”的任务。周作人的发明创造在于，他明确地揭示：“洋八股即是策论。”如果八股文这类土八股的特点是“自己没有思想”，只知“服从与模仿”；策论则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文字则“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实则“空洞无物”，“做八股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胡说八道之后继以祸国殃民”。周作人特意指出：“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