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第四位女哲——本书中关于罗莎·卢森堡的部分书摘

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在书中时有出现。与书中的三位主角一样，她是女人，是犹太人，是思想家。不同的是，她生活的时代略早，她经历的是一战而非二战，并且很难说她是哲学家，因为她的作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阿伦特和韦伊的影响，以及她本人的一些文字。

卢森堡的思想在本书中主要体现为两点：对人类命运普遍的（而非从一个群体出发的）关切，对生命的热爱与安之若素。
汉娜·阿伦特对罗莎·卢森堡这位革命者的爱戴之情，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她还在《政治生涯》一书中附上罗莎·卢森堡的一幅漂亮的照片。她母亲尽管属于一个反对斯巴达克派的党派，却非常崇拜罗莎·卢森堡。玛尔塔·阿伦特把从柏林传来的起义消息告诉女儿，劝她说：“牢牢记住它吧，你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呢！”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也是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热情读者。从J.P.内特尔的罗莎·卢森堡传（汉娜·阿伦特为之写过评论）中，阿伦特和韦伊一样，不仅了解到了罗莎·卢森堡就自己的那种能够“煽起燎原之火”的性格所作的自白，而且了解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那种史无前例的雄浑气势”。但是，汉娜·阿伦特根本不承认罗莎·卢森堡在世间要“安之若素”的观念和斯多葛主义有什么类似性，相反却把它和她的犹太特性挂上了钩：“她的这种‘安之若素’常常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由于她首先是犹太人，这种态度与任何‘祖国’都没有关联”。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幻觉，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和那些已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不同，总倾向于“认为他们没有‘祖国’，因为他们的祖国实际上就是欧洲”。 
不过，当一个学生在听完她的课后，兴奋地欢呼：“罗莎·卢森堡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她听了还是很感动。她还专门就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评论J．P．内特尔写的罗莎·卢森堡传记，她责怪这位传记作者没有充分强调罗莎·卢森堡是“非常有觉悟的女人”，她认为罗莎·卢森堡强烈反感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证明，这位女革命家和阿伦特一样，特别注重这个“小差异”。
这里阿伦特的观点似有偏颇。结合卢森堡的书信、演讲稿和报刊文章来看，她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支持的，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感的只是“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片面的妇女解放。
西蒙娜·韦伊还断言：人不会同情近处的人，“仁慈就意味着存在无限距离。”那么她是觉得犹太人的事业离她太近了？可她对犹太人的事总是躲得远远的呀？她担心自己的身份特征还是太明显了？就像罗莎·卢森堡在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那还是在1917年）：“对于犹太人的这种特别的苦难你究竟想干什么？对我而言，普图马约地区三叶橡胶树种植园里的那些不幸的受害者，那些身体被欧洲人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的非洲黑人，都一样令人关切啊。”
同样的，卢森堡关注的并不是单独一个群体（如犹太人、女性）的苦难，而是将对他们的同情推及更广泛的受压迫者，融入自己追求的革命事业。


卢森堡对命运的热爱被韦伊归结为无神论的斯多葛主义。这种斯多葛主义的人生观，以及她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可能也是她与同时代其他革命者的主要区别。
西蒙娜·韦伊也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写过书评，罗莎·卢森堡的斯多葛主义的生活观（爱命运）显然得到她毫无保留的同情和赞赏。
做革命者首先应该热爱生命,这正是西蒙娜·韦伊称颂的罗莎·卢森堡的一个方面的特点。她在评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时，一眼就注意到，这些信里【信是写给的李卜克内西（他本人也在狱中）的妻子的，发自在战争年代呆过的不同监狱】存在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罗莎·卢森堡总是在谈论花，鸟，大自然——总之，总是在谈论生的快乐，谈论对生的渴望，而不是对死的憧憬。由此她觉得罗莎很少像基督徒：“她是彻底不信神的。这本书信集字里行间表露出了斯多葛主义的生命观。” 
“当整个世界都义愤填膺时，我只求搞清楚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既然我尽了责任，我就心安理得了……”这句话是被监禁在弗龙基要塞的罗莎·卢森堡1917年1月26日写给露易丝·考茨基的，同样适用于此时此刻。 
西蒙娜·韦伊曾援引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来支持她所宣扬的斯多葛主义。她在评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时，注意到罗莎尽管常常身陷囹圄，却能始终不渝地歌颂铁窗之外的世界之美；注意到她“对苦难的从容大度，而这种态度人们通常只用斯多葛主义的用语来表达。”罗莎·卢森堡在给索尼娅·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在明信片上你问：‘为什么会这样？’你真是个孩子！生活从来就是‘这样’的，磨难，分离，忧愁，统统都是生活。应当接受生活，接受生活所包含的一切，并从中寻找一切美好的东西。至少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长期深思熟虑之后才有的睿智，而是因为这就是我的本性。我本能地感到，这是对待生活的唯一正确的方式，这也就是我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能由衷地感到快乐的原因。我不想从生活中抹去任何东西，也不希望改变生活中过去的和现在的一切。要是能让你像我这样去理解生活就好了！”罗莎·卢森堡多次要这个收信人坚信怨天尤人毫无意义：对于所发生的一切，重要的不是去忍受，而是不管它们多么令人厌恶，也要把它们作为“既定事实”来接受，“怀着必不可少的平静心态，容忍命里注定的一切变故”。和西蒙娜·韦伊完全一样，她也愿意接受必然性，“‘有什么用？’这个说法，对于一般的生活形式来说，不是一个有用的观念”。归根结底，罗莎·卢森堡认为，接受生活所带来的一切，这就是人道主义：“要做一个人，就是要在必要时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扔到‘命运的大天平’上，但同时也要享受每一天的阳光，欣赏每一片云彩……世界尽管有许多丑恶，但还是那么美丽。”罗莎·卢森堡在多种场合表达的这种观念也完全是斯多葛主义的，和西蒙娜·韦伊主张的“在宇宙中无论发生什么都应安之若素”的观点如出一辙。 
西蒙娜·韦伊想超脱于世间，愿意慨然赴死，以独特的方式对待工作、服从上帝。一个持这种态度的人，却热烈主张要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热切地憧憬生活，对此又应作何解释呢？同样，如何把西蒙娜·韦伊的这种既想扎根世间又想脱离世间的双重渴望——亦即把她关于世间的美和热爱世间的论说与她的流亡感、她对同一个世间的谴责―—协调起来呢？这里大概有一个从罗莎·卢森堡的无神论斯多葛主义向西蒙娜·韦伊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斯多葛主义转变的问题：“这个世间不宜居住了……必须逃往另一个世间……可是大门却关闭着”，因而必须换一个概念，即必须从世间的概念转向宇宙的概念。 
西蒙娜·韦伊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只有一个异议，那就是她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相信的那种革命的自发性。实际上，1933年西蒙娜·韦伊就看到，革命这个神奇的词已失去魔力了，她还写道：“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前途的时代……工人阶级已经很久没有发出罗莎·卢森堡所期望的这种自发革命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