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威廉.沃纳的激情

总论：在1911年的艾夫斯诉南布法罗铁路案中，威廉.沃纳法官对半个世纪以来工伤事故处理领域出现的法律变化进行了一次阻击。这一判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阻击失败了，新的思考体系（风险、保险和精算统计的组织原则）最终取代了旧的体系（自由劳动、反奴隶制、契约的理念）。但艾夫斯案也留下了自己影响。
威廉.沃纳实际上代表了旧时代法官的一个群像。他心目中理想的法官形象是一个英雄的守卫者，面对汹汹民意保持冷静，制衡过于激进的变革，守护法律。（这至今仍是许多学院派心中的理想法官形象。这样的形象确实是令人尊重，但是面对一套思想体系取代另一套体系的大变局，对旧有的体系掌握得再熟练、解释得再精巧，也是无济于事的）。
沃纳在侵权法判决中采取的是19世纪末的古典侵权法进路，最主要的关注在于行动自由边界的表述与保护，期望在个人的自由行动领域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这样的思路与正在兴起的工人赔偿运动是相冲突的。
艾夫斯受伤时，纽约州的工人赔偿法生效才仅仅一天。他的伤情不重，且本人在受伤过程中存在过错。有观点认为，这一诉讼实际上是一次共谋诉讼，铁路公司试图借此挑战工人赔偿法的合宪性。
沃纳在法院判词中宣布，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赔偿立法构成了违宪的从雇主到雇员的财产再分配。
如果说赔偿立法的论证是合理的，我们无法说明为何该论证不能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基于任何原因的贫穷与灾难都是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如果财富有着更为平等的分配，这可能会促进全体相关者的福利……如果立法机关有权对雇主这样说：“你必须赔偿雇员并非由你的过失造成的伤害”，为何立法机构不能更进一步，告诉财产所有者：“你拥有的财产已超出了你的需求，而你的邻居穷得无法生存；为了自然正义的利益，你必须和你的邻居分割财产”，这样他与他的家庭就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
（这样的理由至今看来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向前推一步，进而归谬的逻辑也还在被广泛使用着。记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反对意见中，大法官就说，你们用来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有哪一个不能用来支持群婚？）
在分配责任时不考虑过错，这种立法在当时已并非新鲜，例如铁路火星立法，海事法等等。但沃纳认为，工人赔偿法不仅没有考虑过错，也没有考虑因果关系。在沃纳的观念中，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过错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会在先行行为的无限网络中挑选一项先行行为作为法律上的原因，这里的标准通常就是行为是否具有不合理或过失的特征。沃纳认为，工人赔偿法覆盖了雇主并不是伤害原因的事故，因此构成了违宪的再分配。
与传统的因果分析相对的是工人赔偿法的逻辑，
工人赔偿法绕开了在工作事故个案中的原因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概括要求，这就是伤害“起因于并发生在雇佣的过程中”。这一要求确保了雇主与伤害之间有着远距离的因果关联； 至少，它经常要求雇佣工作增加了雇员受伤的风险。但是，工人赔偿法只能假定雇主增加了雇员受伤的机会，除此之外，在工人赔偿立法中，雇主与伤害之间的关联并未超过铁路与在火车中死亡的丧葬费用之间的因果关系。
沃纳并不认同赔偿法所包含的两种新理论，原因的管理理论和精算的理论。作为一位古典侵权法学家，他更关注个体的自由，而工人赔偿法却更关注事故的总量——这在沃纳看来会侵犯雇主的个人财产权。
艾夫斯案引发了激烈的批评。1913年，纽约州以修宪的形式支持了新的工人赔偿法。1915年，在詹森诉南太平洋公司案中，新的工人赔偿法来到州上诉法院，这一次得到了认可。法院认可了新的思考方式，即考察整个雇员阶级从立法中得到的好处，而不是立法给个别人可能带来的损失。1917年，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三项关于工人赔偿法的判决，确认了工人赔偿法在联邦体制下的合宪性。工人赔偿立法渐渐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艾夫斯案仍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为了避免棘手的修宪过程，调整立法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思路。具体的回应方式有：1､平等交换理论，即雇主通过工人赔偿，取得了侵权诉讼的豁免。2､赔偿立法由命令型向选择型的模式转变。在选择性的体制下，为了鼓励雇主的参与，赔偿水平不得不承受下行的压力。这些调整几乎全都接受了原因的精算与管理理论，以实践中的近似正义，取代了对个案中、理论上完美正义的追求。
艾夫斯案实际上反映出时代变迁中所谓“常识”的变化。今天的我们轻视艾夫斯案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已经认为变化后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加思索地认为，风险是由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管理者来管理的。我们也看惯了国家根据总体趋向而不是个案细节来处理事务。在1911年之后，在这些问题上的共识开始迅速地结合在一起。在工作事故领域内，自由劳动的概念与原则已经逐渐让位与风险与保险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