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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辽宋议和经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辽朝统治者追求民族平等的诉求。因为长期以来中原汉人总是对少数民族政权抱有负面情绪，在传统的“天下”意识与边疆认识下，中原人总习惯地认为少数民族都是蛮不讲理、缺乏文明的“夷狄”，这很令契丹统治者不满，因而辽宋议和后辽朝坚持两国互称南、北朝，并以真宗为兄，圣宗为弟。这种君主间亲属关系的确立、“南、北朝”称呼的出现以及平等的外交礼仪和贸易关系系的确立，都充分体现了澶渊之盟后宋辽间开始平等外交的事实。

另外，对于宋给辽岁币的行为，杨联陞说这是一种“倒过来的朝贡”，对此我不能同意，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朝贡”本身是一种表达地位不平等的举措，而辽宋之间不仅互为南北朝、君王互称兄弟，且从长远来看，宋朝损失财物，却在文化上对契丹本民族的传统进行了改造，这种文化上的征服使辽对宋在心理和政策上几乎毫无优势，或者说，辽的内亚文化传统在涉宋事务中几乎不能再给契丹人带来足够的外交底气和文化自信，又怎能说存在“朝贡”这种预示着地位不平等的行为呢。

总的来说，将辽宋议和置于大的历史潮流来看，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多数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沟通，缓解了双方的矛盾，维护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相互平等的地位。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很少能正视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总认为中国天子乃是普天之下至高之君。

二是北宋内忧外患的加剧。 ……北宋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崇文抑武的加剧，助长了北宋与辽议和的需求。总的来说，宋辽议和实质上是北宋在经历了宋太祖宋太宗频繁的征伐后国力转向低靡的体现，尽管北宋经济发齐发展得并不坏，文化也颇为昌盛，但事在人为，北宋政坛上下密布着一种贪恋现状的安稳情绪，宋太祖、宋太宗年间的锐意进取已难觅踪迹。这种政坛士风的颓废低靡延续到仁宗朝衍生出了青年官员喊出的革新诉求，最终成为导致范仲淹“庆历新政”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