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股市之辩***

坊间有云，在中国有两件事情总是搞不好，一件是男足，一件是股市，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客观来讲，1990年代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运营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这个传统文明古国终于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宫内苑，那些由西方国家探索数百年所建立的经济金融模式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吴敬琏教授指出：“股票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投融资渠道，打破了原来的家庭只在银行储蓄和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的单一格局，有利于资金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日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加大了国民经济中存量资产的流动性，有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

股市虽然是个好东西，却对社会法治环境、政府监管能力、市场透明程度等各个方面要求甚高，可以说是一颗镶嵌在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需要扎实的制度基础做支撑。读过《伟大的博弈》的人们都知道，即便是金融帝国美利坚，他们的资本市场也经历过混乱无序、欺诈盛行的阶段，政府和投资者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才逐渐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并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十分漫长。而对于商业传统缺失、金融经验匮乏的中国来说，股市在初创之际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违法违规活动盛行、股价大起大落等）实在不可避免，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之一。对此，1990年代末的国内经济学家激烈辩论，很多辩题如今看来让人忍俊不禁（当然，这不是前辈的错，而是因为我们国家与世隔绝太久了；在股市这一新鲜事物面前，大家都是小学生，后来者不能用今天的认知衡量十几年前的争论），例如：“全民炒股好不好”、“中国股市是否投机太甚”、“股市市盈率是否过高”、“如何看待庄家”、“初期股市应不应该加以规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当事人的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吴敬琏教授在辩论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中国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人喜欢臧否时弊，但是在批评的同时，更需要建设。有人一边艳羡西方国家高度文明青山绿水，一边在自己家门口乱穿马路随地吐痰；有人一边痛骂股市沦为权贵提款机，一边跟随所谓的“主力资金”炒小炒差。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需要官智推动民智破冰向前（官智与民智的提法见笔者另一书评：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09320/）；到了一定阶段，阶层利益日趋固化，官智受到各方掣肘，此时需要民智更加开化，由下至上推动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要先做到，窃以为股市也好、其他时弊也好，皆有此理。

2016年3月22日，*ST博元公告称，因涉嫌违规披露等原因即将终止上市。这是2014年A股确立“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后首家因此而遭退市的公司，标志着中国股市法制化治理大幕徐徐拉开。人间正道，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