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骨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的笔记(4)

***论方向的重要性*** 做事情之前要有一个大方向，这是宏观前提；至于在过程当中采取哪些方法，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微观操作。方向对了，事情便成功了一半；方向偏了，终究要误入歧途。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他的观点如今看来有些粗糙，但方向没问题——否认人类脚下的土地是静止不动的；沿着哥白尼的思想路径，伽利略、开普敦、牛顿等一众后辈巨匠发现了更多的科学规律，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哥白尼打破教会对天文学说的垄断，恐怕我们还在地心说教导之下傻傻地活着。 计划经济也是如此，它的问题在于否定市场经济规律，大方向有误，于是怎么走都走不通。君不见执拗的苏联穷尽数学技术打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埋头苦干70余年依然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解体了事。应该说，计划经济是广大社会主义先驱实践自身理想和信仰的常见路径。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希望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没问题，政治正确。但是他们根据这个理想所构思的社会经济体制却存在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实行财富的社会共同占有；第二，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的存在”，熟悉现代经济学的人们都清楚，前一个特征干掉了产权机制、后一个特征干掉了价格机制，归根结底无视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无数的后来者著书立说也好、暴力革命也好、人民专政也好，大都逃不掉敌视市场的窠臼，让苏联老大哥扬名立万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便滥觞于此。 为何否定了市场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两个原因，一是信息成本过高，二是激励成本过高。吴敬琏教授认为，计划经济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机制充分反映各类资源的稀缺程度，竞争机制和产权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形成约束，两方面综合起来，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具备基本的条件。吴敬琏教授用严谨的经济学语言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而笔者认为，稍有常识便可知也。因为，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当于物理学领域的无摩擦匀速直线运动，拿来做实验当然可以，却不能借此框定大千世界。人类是情绪化的动物，感情丰富、变幻莫测，即便是击败围棋大师的AlphaGo也不可能精确计算一群人类在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和价值取向，遑论控制。 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起步方向的错误注定以悲剧收场。中国则不然，1992年，邓公南巡推动改革；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农业生产的激励难题*** 现代公司治理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在于考核激励，上班族对于绩效指标的概念都很熟悉。一般而言，人事部门会把各种岗位的各类工作环节尽最大可能予以量化，综合考核期内的各项指标得分评定员工绩效等级。可是，上述做法对于农业生产却并不适用。 吴敬琏教授指出，“由于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具有连续性，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最后将体现在动植物的产量上，而不可能像在工业中那样，分别计量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劳动者所付出的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农业劳动工种繁多、作业分散、季节差别大，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家庭去处理，事情就简单多了。由于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子女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利用了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减少了决策成本，几乎不存在度量、监督等交易成本，这使家庭经营较之其他经营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运用常识来表述：人们对自己家庭范围内的生意买卖最用心、对自己家庭范围内的切身利益最在意，在实现自己家庭范围内价值最大化方面，根本无需提醒和监督。除此之外，任何经营性组织都需要严格的考核激励机制来防范雇员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偷工减料等行为。当然，不否认会有一些人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行，以至于马不扬鞭自奋蹄，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但是这样的先进人物永远是个案和特例，一个经营性组织绝不可以把绩效目标建立在雇员自觉劳动的基础上，那样无异于自虐，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给出了试验结果。结论：既然农业生产天然不适用常见的考核激励机制，那么只有依靠家庭经营才能保证必要的生产效率。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长期坚持现代农业的家庭经营方式。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股市之辩*** 坊间有云，在中国有两件事情总是搞不好，一件是男足，一件是股市，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客观来讲，1990年代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运营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这个传统文明古国终于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宫内苑，那些由西方国家探索数百年所建立的经济金融模式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吴敬琏教授指出：“股票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投融资渠道，打破了原来的家庭只在银行储蓄和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的单一格局，有利于资金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日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加大了国民经济中存量资产的流动性，有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 股市虽然是个好东西，却对社会法治环境、政府监管能力、市场透明程度等各个方面要求甚高，可以说是一颗镶嵌在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需要扎实的制度基础做支撑。读过《伟大的博弈》的人们都知道，即便是金融帝国美利坚，他们的资本市场也经历过混乱无序、欺诈盛行的阶段，政府和投资者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才逐渐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并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十分漫长。而对于商业传统缺失、金融经验匮乏的中国来说，股市在初创之际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违法违规活动盛行、股价大起大落等）实在不可避免，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之一。对此，1990年代末的国内经济学家激烈辩论，很多辩题如今看来让人忍俊不禁（当然，这不是前辈的错，而是因为我们国家与世隔绝太久了；在股市这一新鲜事物面前，大家都是小学生，后来者不能用今天的认知衡量十几年前的争论），例如：“全民炒股好不好”、“中国股市是否投机太甚”、“股市市盈率是否过高”、“如何看待庄家”、“初期股市应不应该加以规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当事人的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吴敬琏教授在辩论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中国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人喜欢臧否时弊，但是在批评的同时，更需要建设。有人一边艳羡西方国家高度文明青山绿水，一边在自己家门口乱穿马路随地吐痰；有人一边痛骂股市沦为权贵提款机，一边跟随所谓的“主力资金”炒小炒差。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需要官智推动民智破冰向前（官智与民智的提法见笔者另一书评：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09320/）；到了一定阶段，阶层利益日趋固化，官智受到各方掣肘，此时需要民智更加开化，由下至上推动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要先做到，窃以为股市也好、其他时弊也好，皆有此理。 2016年3月22日，*ST博元公告称，因涉嫌违规披露等原因即将终止上市。这是2014年A股确立“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后首家因此而遭退市的公司，标志着中国股市法制化治理大幕徐徐拉开。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腐败的经济源头*** 转型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腐败现象往往要比发达国家和地区严重得多，中国亦然。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尚未完全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的核心环节是非法占有财富，而财富来自于经济活动，即使是官员上下级之间的行贿受贿，其赃款的最初来源也一样如此。吴敬琏教授指出，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腐败行为主要有三种经济源头：1）“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例如腐败官员通过各类许可证制度来寻租，他们手中的审批权相当于印钞机，可以借此源源不断地收受贿赂。2）“利用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例如国有企业因为产权不清晰、监督不到位，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内部人员很容易通过蚕食国有资产来中饱私囊，此即微观经济学“委托-代理”问题。3）“利用市场不规范牟取暴利”。例如中国股市，差不多是改革进程最迟缓、制度建设最拖沓的领域了，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层出不穷，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输送屡禁不止。 好在执政党清楚上述现象的症结所在，简政放权、健全法治等工作都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领域的步伐慢了一些，但毕竟还是在行动。最近观看《毒枭》（第一季），剧中拉美国家发生的腐败于我们而言堪比天方夜谭。所以，人间正道，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