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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大寺鞠绘小姐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被巴别会除名的命运。她煞费苦心地试图说服会长收回成命，而会长的语气虽然始终不失温和，态度却亦始终不失坚决：“巴别会是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幻想家们的圣域。那些受不了太过单纯或复杂的现实的人就会聚集在巴别会里。可以说我们抱着同一个宿疾……然而大寺小姐，你不一样。你在巴别会里寻求的是社交和人脉。你和六纲小姐交上了朋友，意图接近丹山小姐，还送过礼物给我……”隐秘的意图不但被看穿了，还被当面揭穿了，大寺鞠绘不禁脸颊发热。她必定没可能加入巴别会了，正如幻想家与实干家互不相容，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互不相容一样。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其实并没有这般极端，任何一个凡人的身上都会交杂着幻想与实干，混搭着功利与理想，所以那些手把手教你设计人脉的恶俗读物会超级畅销，梦工厂编造出来的梦幻电影也会大行其道，而这两者的受众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在幻想世界里我们无所不能，为所欲为，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处心积虑，谦卑恭顺。一味耽于幻想会让我们无处容身，一味打拼名利会让我们面目可憎，这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端都不是我们乐于接受的状况。
实干家和幻想家各自掌握着不同的语言——前者是公共语言，后者是私人语言。公共语言世界通用，私人语言则只有一个私密的小群体，乃至只有讲话者自己才能够听懂。私人语言既无法传承，也无法拓展它的使用范围，永远都像是废弃花园里的萤火虫一般，在毫无温度的孤独闪动里自生自灭。
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想统治一群人，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制造恐慌气氛，让他们相信有某个外部的敌人时刻对他们虎视眈眈；如此一来，他们就会放弃彼此的纷争，联合起来以对付外部危机；而他们对外部威胁的恐慌感越强，对强力型领袖的依赖性也就越大。
假设人们真的建成了通天塔，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可想而知的是，宁录的权威也会随着塔的高度而达到通天之境。或许，人们的确躲避开了洪水的威胁，但那又如何呢？宁录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在消解了一个公共威胁之后必定还要宣传出其他的公共威胁，毕竟只有骇人的公共威胁的不断存续才是提高国家凝聚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个中道理就像那些缺乏信仰的哲人们讥讽上帝的那样：上帝为了使人类依赖自己，故意创造了魔鬼，因为若没有魔鬼，人们便不会那么渴求上帝。
对秩序的着迷是人类的一大痼疾。
中国古代那些满怀治国理想的人，永远在若干个秩序问题上纠缠不休。孔子喜欢等级森严的立法秩序；孟子喜欢规规整整的井田秩序；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大部书，叫作《周礼》，创造了一整套庞大到无以复加且层级井然的职官秩序；也有人醉心于所谓五服制度，将一个国家从首都到边疆设计成一组规规矩矩的同心圆。 西方的智者们也有着同样的秩序冲动，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他们不喜欢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因陋就简地修修补补，他们想要的是推倒全部，然后扫清瓦砾，一切从头开始，在一块空白的画布上勾勒自己心中的理想秩序。人类不仅永远罹患执着于秩序的痼疾，亦永远怀揣一种试图扮演上帝的冲动与自信。 若你虔诚地信神，你便不敢僭越，只好把这份冲动扼杀在心里；若是信仰淡了，自我意识强了，你或许就会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去实现自己心中那个伟大构思，为一个专门为你准备的空白世界设计你自己的秩序蓝图。你自己就是神，没有人会来阻挡你。更何况你自信已经掌握了数与几何，掌握了神的语言，亦即掌握了逻各斯，掌握了“道”，于是，若你说“要有光”，那就一定会有光。 所以，基督教长久以来都把数学视为“魔鬼的艺术”，这实在是事出有因的。
没错，他们要做的就是脱胎换骨，但高明的政治智慧使他们知道：要想让政治做出平稳的过渡，大刀阔斧地斩断传统远不如旧瓶装新酒来得稳妥。所以在宣传手段上，他们保留了最为必要的宗教元素，然后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对宗教元素做出世俗化的修改。
无论真理还是谎言都需要重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缜密的理性思辨力仅仅属于智者，而智者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多见。你若是想让一个观点深入人心，那就不厌其烦地重复它好了。显然不能简单机械地重复，而是动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方式——尤其是感性的方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不加思考地接受它，仿佛它不是什么崭新的、需要时间来检验的观点，而是亘古以来就一成不变的天经地义。
通观全画，画家心中一个好政府所应当具备的全部要素都在这里：四大美德、高尚、和平、智慧、正义，以及不忘传统。 画面的每个细节都有其特定而明晰的象征意义，今天的画家们会批评说这样的绘画简直就是一本平庸的政治教科书，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是一件艺术作品。严格来说，这幅画还算不得教科书，而是一部图解政治百科全书，画家把所有抽象的政治观念都作了拟人化的形象处理，而这恰恰就是绘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把不易理解的抽象概念，转化为易于众人理解的形象图案。 这样做当然是考虑到宣传的功效，因为越是智力低下、文化层次不高的人越是容易接受形象化的表达方式。直到今天，所有的政治宣传画依然遵循着洛伦采蒂的创作原则：简单，直接，不会引起解读的多样化。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认为，解读的多样化是一件艺术作品（无论绘画、诗歌、音乐、小说）是否具有艺术深度的重要指标，那么，任何政治题材的艺术作品显然都会因此而沦为肤浅平庸的艺术快餐。
假如从一个沙堆里剔除一粒沙，这个沙堆还可以被叫作沙堆吗？ 假如再剔除一粒沙，又一粒沙，直到哪一粒沙为止这个沙堆便不再成其为沙堆呢？古希腊人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经典而无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否同样适用于我们自身呢？倘若失去了所有的旧细胞，甚或部分肢体，甚或全部的记忆与思维能力，我们依然还是我们自己吗？
富于哲学意涵的洋葱在东方文化里的对应物是芭蕉，芭蕉和洋葱一样，层层剥尽之后却无芯（心）可寻。
那时候他这样讲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们的天职是什么？简单地说，一个人应当永远是他自己，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以及和自己有关的事务。如果他像只骆驼那样负担着旁人的快乐和悲哀，他还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金特一直牢记着一条格言：“倘若你把整个世界弄到手，却丢了‘自我’，那就等于把王冠扣在苦笑着的骷髅上。”而金特对这句格言的理解与一般人大异其趣，他对这个“自我”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这金特式的自我代表一连串的意愿、憧憬和欲望。金特式的自我是种种幻想、向往和灵感的汪洋大海。这些都在我的胸襟中汹涌澎湃着。它们使我像这样地生活着。它们形成了我的‘自我’。可是，正如上帝需要有大地才能成为大地之主，我，培尔·金特，也需要黄金来使我自己成为皇帝。”
又历尽了无数波折之后，年迈的培尔·金特回到了家乡，在茅屋里剥着洋葱。这是全剧最富哲学意味的桥段：金特掰碎了整个洋葱，忽然若有所思起来：“可真有不少层啊，什么时候才能剥出芯子来？哎呀，它没有芯子，一层一层地剥到底，越剥越小。老天真会跟人开玩笑！”不要说“金特式的自我”，任何人的“自我”像这洋葱一样剥到最后时究竟会出现什么呢？正如从沙堆里剔除一粒又一粒的沙，从人身上脱落一个又一个的细胞，“我”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里？
这一天吴生忽然怅怅然地对狐女说：“这些天虽然快活，但所有女子都是你的幻化，我心里终归隔了一层。”狐女答道：“声色之乐本来就像电光石火一般短暂。不错，我所幻化的女子皆是虚幻，但古往今来的那些名姬美女又何尝不是虚幻的呢？古时的歌舞地今天变作了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无论几天还是几十年，终归都是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就算是夙愿深重，终身厮守，又怎奈何红颜变成白发，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呢？这时候想起当年的黛眉粉颊，感觉也只如幻化一般，你为何偏偏只对我的幻化不能接受呢？”
钻石告诉我们的是：幸福感与炫耀性是紧密相关的，一个人如果想在群体里获得自尊，就必须在某个方面拥有什么可资炫耀的特质。这是因为，攀比是人类最不可磨灭的天性之一。
古往今来有太多智者厌恶这种虚荣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与其追随攀比的本能，不如固守自己的内心。只要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强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那么物质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毕竟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要想幸福地生活下去实在再容易不过。在这样的生活里，钻石当然是最不必要的东西，甚至对钻石的渴望会变成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这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发出的质疑。
任何美好的愿景，美好的生活标准，可以作为人们心慕手追的榜样，却绝对不该以强制的手段施加于所有人的身上。
设若对奢侈与攀比的需求根植于人性本身，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如母爱一般的本能，究竟又为什么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呢，为什么会在人类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道德的谴责呢？
为了避免潜在的痛苦，一个人完全有理由牺牲潜在的幸福，因为在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里，幸福或快乐仅仅意味着没有痛苦。
里尔克讲：“塞冈蒂尼看到的世界，只是围绕着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小小的部分，可是，他感到这个世界是杂乱的，充满多余的东西，但给他显示出这个世界的纯粹而崇高的景象，这是好的一面，他看到被房子、教堂、工厂给下界的世人挡掉的伟大而宁静的地平线，在城市的混浊烟雾之中看不到的光的奇迹。然而，他一面离开世人居住的场所，一面并没有离开人：他把世人单纯的日常事务安排在远离城市的清澄的远景之前；他描绘农夫和牧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之中，人和动物亲密地、默默地和睦共处，他把世人的痛苦和欢喜的伟大的基本形式，就是死亡和母道从琐事的纷乱中检出而把它们孤立起来，作为宁静的、充满永恒性的形姿，放在可以跟他那光辉的高山世界匹敌的崇高之中。这个世界，在他眼中，充满明朗的吐露真言的光，排除任何欺骗；任何现象，放在这个光中，就现出它真实的价值：死和爱都是伟大的，“不良的母亲”的无爱和无情都是不可原谅的，是残酷的。”
这幅画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恰恰在于这个圆环：象征永恒的圆环居然并不握在时间老人的手里，而是高踞于时间老人所统治的世界之上；换句话说，永恒并不是长生不老之类的概念，并不是在无尽流逝的时间中永存不变，而是时间体系之外的某种东西。这是西方文化里一种特殊的观念，在东方文明中不曾有过。
正如上帝在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那么在造物的时候，上帝一定在心中先有一个构思。譬如在创造飞鸟之前，上帝心中一定先有一个飞鸟的“样子”。这位上帝不必是基督教的上帝，凡是相信神创论者，他们的神祇亦必在创世之前生出同样的构思。这个“构思”，或神祇心中的“样子”，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传承为西方哲学与文艺的一大经典命题。
倘若我们像某些古人一样相信“理念”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难免会问：理念究竟存在于何处呢？世间万物莫不有成住坏灭的过程，在亿万年的岁月流转里，理念是否早已经损毁了呢？
理念永恒亦完美，而现实中的事物都是对理念的分有与模仿，因此或多或少总有缺陷。譬如“理念之猫”是永恒且完美的，现实中的猫都是“理念之猫”的摹本，摹本既不可能完全与原本相同，便呈现出千姿百态，并且会生老病死，终归与永恒和完美无缘。
这就要说到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奇喻了：“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条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当然，时至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人类可以借由理性之光到达永恒的理念世界（倘若我们依然相信这个理念世界真实存在的话），要想超越时间，达到永恒，通常只有两种办法，而这两种办法或多或少都有点神秘主义的嫌疑：一是成为虔诚的宗教徒，譬如削发为僧，在禅定里见证真如实相；二是像叔本华教导我们的那样，培养自己对艺术的审美趣味，在物我两忘的审美直观里窥见永恒的理念。至少在这一点上，哲学、宗教、艺术，三者有了共同的超越时间的方法，或者说有了共同的永恒之境。
新兴的美国是一片几乎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土，与英国相比，正是“轴传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碑”与“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间的差异。
这不免使我们联想起小穆勒在《论自由》里表达过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观点：基督徒们都相信《新约》的训诫是神圣的，也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训诫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但是，当真这么去做的人可谓千中无一。他们实际遵循的行为规范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
似乎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死循环：勤勉使财富积聚，财富带来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人心在物质的富足中被迅速败坏，文明初创时的美德忽然变成了被人讥笑的对象，社会在繁荣中腐朽，在腐朽中毁灭。所以令托马斯·科尔忧心的是：国家若是照着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将来会不会也有像恰尔德·哈罗德一样的人，站在美国而非古罗马的废墟上感叹历史的重演呢？所以他用五幅画道出了历史的这“一页”，希望能够警醒那些正在道德的滑坡上麻木不仁的同胞们。
吉辛在《爱奥尼亚海滨》里的一段话堪为代表：“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性期望，我的期望是逃避我所知的人生，梦想自己进入少年时期想象的那个快乐的古老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名字像希腊和意大利这样吸引我。”
但是，仅仅靠着理性反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凡是有形之物，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逃不脱“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命运。日中必昃，月满必亏，这是注定而无可奈何的规律。而在那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土里，人们难免还会生出这样的疑惑：倘若我们真能建设起一个长盛不衰的人间乐园，天堂究竟还有几分意义？
一个人只要虔信上帝，终生奉行《圣经》的教诲，厉行好事，克服世俗的种种诱惑，死后必将升入天国。这样的观念看似老生常谈，也是常人最容易接受的道理，然而在基督教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它却是一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公元4世纪的神学家裴拉鸠斯（Pelagius）力主此说，终于此说被贴上了“裴拉鸠斯异端”的标签。这是因为，这个道理倘若为真的话，也就意味着上帝是一位完全依据理性行事的神，意味着上帝的心思是渺小的人类可以揣摩的，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最后得救与否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古代那些象牙塔里的神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但会使无限的上帝变成有限，而且凡人怎么可以准确揣摩神意呢？这简直就是渎神。上帝的心意不是凡人可以揣摩的，他让谁得救，让谁沉沦，都是他在时空尚未诞生之初就已经拣选好的，人类只应该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无知。
任何精巧的思想体系，从来都难以在普罗大众中间不走样地传播下去。以预定论来说，只有理论修为深厚神学家才会意识到上帝之不能被理性局限，以及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全知是一对无法共存的概念——神学上称此为“自由意志之两难”（paradox of free will），是无数才智之士为之殚精竭虑的经典难题。
马克·奥勒留《沉思录》里的名言：“有多少人在享受赫赫威名之后被人遗忘了，又有多少人在称颂别人的威名之后亦与世长辞”。
画史上，画家们同样在戴着镣铐舞蹈，其中最沉重的一副镣铐倒不是技术上的制约，而是无所不在的文艺审查制度。这种镣铐究竟是削弱抑或昂扬了艺术之美，也许并不容易判断。无论如何，审查制度也有其一番道理：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艺术创作，绘画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引导人心的重任，而无论是教权还是王权，对任何可能影响世道人心的东西都怀着慎之又慎的态度。这些上流社会里教养良好的人当然在意一幅画在艺术造诣上的深浅，但在他们所在意的全部事情里，艺术——画家最为在意的事情——绝不会是最重要的。所以画家与文艺审查官从来都是一对天敌，尤其当画家本人并不仅仅是一位只会雕琢的手艺人，而是也有相当程度的学养与见识，希望以画笔来表达自己心底所深信的一套价值观的时候，他所承受的镣铐就会比同侪沉重许多。倘若这个画家身上还在流淌着年轻的热血，偏偏又生活于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我们不难想到他的人生会有怎样的遭际。
相得益彰的是，教育水平低下的人常常怀有这样的心理，他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倘若在某一个领域成绩出众，那么他对于其他领域一定也有不错的洞见，哪怕其他领域对于这位厉害人物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种心理毫无逻辑，大众只是天然感觉到“厉害人物”就是比普通人更有发言权。
在艺术创作领域里从来没有什么“客观表现”，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主观的，只是主观的程度有别罢了。无论是诗人、画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你在考虑着选择怎样的题材时，就已经踏出了迈向主观判断的第一步。
但率真虽然说起来是一项美德，实际上却总会招致大多数人的反感。人类社会正常有序的社交生活是由无数谎言维系的，有善意的谎言，有恶意的谎言，有仅仅出于礼仪惯性的谎言，有为了弥缝上一个谎言而不得不继续编下去的新的谎言。
新古典主义画风从来都强调理性、秩序、和谐、内敛，然而政治舞台从来都是巴洛克风格的，激情、狂野、喧哗以及波诡云谲。在巴洛克式的政治舞台上搞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创作，这种事情看上去总是有几分吊诡。
我相信对于大卫自己，《阿喀琉斯的愤怒》绝对要比此前的一切作品更让他满意，然而不幸的是，当一件艺术品成为公众消费品的时候，艺术家本人的一切情感、偏好以及殚精竭虑的程度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现在我们更加可以明白大卫的《阿喀琉斯的愤怒》在表现手法上是如何有革命性的，他摒弃了“亲人”之外的所有闲杂人等，在画面内不给伊菲姬尼的故事设置任何的观众，他不给出远观的广角，让人物几乎挤满画面，就是那么近地逼在观者的眼前。无论从绘画史的脉络上还是从大卫个人的艺术历程上来看，这都是表现手法的革命，然而归根结底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什么玄虚莫测的境界问题。这幅作品完全昭示着画家思想的转型。作为雅各宾专政的亲历者，他接受过亦下达过阿伽门农的决定，他遭遇过亦生出过阿喀琉斯的愤怒，他也曾经是克吕泰涅斯特，也曾经是伊菲姬尼，他曾经面对过克吕泰涅斯特的哀求，也曾经目睹过伊菲姬尼的献祭。伊菲姬尼的故事于他而言不是一个可以供人娱乐与赏玩的“故事”，而是隐寓了他全部人生的“真实”。
罗素在论述19世纪的社会思潮时一度追溯到大卫所生活的时代，他说19世纪有两种反抗传统的思潮，一种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是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哲学上的急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
大卫似乎是想告诉观者，只有在爱神面前主动缴械而不是因为懈怠与意乱神迷才缴械的战神才是真正当得起王者称号的战神，那个一旦顶盔贯甲便横扫千军、六亲不认的战神，其实只是一名屠夫罢了。
“雨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世界观与1793年的革命原则不可能不产生冲突。在雨果看来，革命利益与人道原则常常是不一致的，他可以理解革命，却接受不了革命的严峻现实。这种思想矛盾，构成了他小说中尖锐的戏剧冲突……在雨果的思想上，人与人的敌对关系，是人性中的‘恶’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唤醒，恶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认为暴力不能降服敌人，只有人道的光辉才能战胜邪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雨果虚构出侯爵救小孩的情节，意在说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败‘凶猛的心灵’，千军万马所不能战胜的，却会被牙牙学语的儿童所战胜。雨果试图通过书中三个主要人物证明：‘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由此出发，朗特纳克宁肯放弃他那个阶级的复辟事业去救三个孩子；郭文置革命利益于不顾，甘心以自己的头颅换取侯爵的生命；西穆尔登尽管是革命的化身，内心却爱郭文超过爱革命，郭文人头落地，他随即开枪自杀。这三个主要人物的结局，在情理上令人颇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