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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面对礼乐精神之时，我特别反对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宗教化的倾向，因为这些都和礼乐精神相违背复古主义的倾向与“礼时为大”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中庸》中也明确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复古还不如博物馆和故纸堆中的学问，简直如同文化僵尸出来害人。民族主义的，是更容易陷入的一个倾向。我们推崇礼乐文明，并不是因为这是中国的礼乐，而是因为礼乐精神是一种更自然、更高明的普世价值，因此绝对不能以中国礼乐文明的名义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反对现代生活的精神。甚至有些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清代的成就一概否定俨然一副反清复明的姿态，以为凡是清代的礼仪都不可用，我认为这是更加糟糕的一种态度以人伦为核心的礼乐文明，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它并不追求内外的超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孔颜乐处，把它宗教化是对它的巨大误解和降格。

复古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化的共同结果是，培养许多固执、狂热、偏狭的文化情绪，这与礼的精神就完全背道而驰了。礼乐文明并不是中国人用来炫耀和表演的标签，而是一：种和乐节制的生活方式。现在如果不深入研究礼意，盲目地制礼作乐，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这三者之中。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反而是和西方接触之后不自觉地从西方学到的。而要清理这些情绪，首先需要我们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西方。这也是我做礼学研究以来的一个切身感受：越是深入传统文化，越需要阅读西方在当今的世界是不可能以闭门造车的态度来讲中国文化的。这不仅因为西方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不能脱离的一个语境和参照系，而且因为中西文明都是人类创造出的伟大文明，在最深的地方，中西圣贤所面对的问题是相通的。没有对西方文明的一个深入了解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回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了。所以对西方的了解还不能肤浅地停留在对现代甚至当前的某些思潮的跟踪：上，而必须深入其古典文明，理解西方文明中最高明、最精深的部分。对中国文明的认识程度，取决于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