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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因为我在世间无事可做；我是多余的人，人之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写作，因为我绝望，而且我累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我是我，倘若不是书写的新奇，每一日我都会象征性地死去。
为了这隐秘的东西，为了这幸福，我制造了并不存在的困难。
我们还很年轻，不知道如何沉默。
现在我们坐在家里，袖着手，沉默不语，只有友谊流溢在我们周围。
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像两个数相加一般为难：一加一就等于二，再怎么细心演算都得这个数。
只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存在就是给予。
在她家里，因为这一整天，他的一切都具有了一种会得到保障的价值。在那里，因为只有一天，判断的不稳定没有机会作祟，爱便更容易稳定：在这一整天里，这个孩子将被判断为他自己。
他可以选择成为什么人
接受不确定，并凭借显微镜一般去审视一切的专注，与不确定的所有组成共处。
这一天，他因此了解到一种罕有的稳定方式：无法实现的愿望的稳定。不可企及的理想的稳定。
仿佛世界终于从蓓蕾绽放成一朵鲜红的玫瑰。
就在那个狂欢节，我平生第一次实现了愿望：成为另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
我跑着，身上穿着玫瑰，脸却没来得及戴上少女的面具，把我暴露于众的童年生活遮掩。我跑着，跑着，在拉环、彩带与狂欢节的喧闹之间，我茫然无措地奔跑着。其他人的欢乐吓坏了我。
但面对一个万能的上帝，面对一个随时可以把我压扁就像压死一只老鼠的上帝，我又能复什么仇？我有的只是造物的无助。在我复仇的意愿里，我甚至无法遭遇到上帝，因为我不知道他最愿意待在哪里，什么又是他最愿意停留的事物，而我，焦躁地注视着那个事物，真的能看到他吗？那只老鼠？那扇窗户？还是地上的石头？他不在我的体内停留。在我的体内，我再也见不到他。
因为，对于爱，我犯了一个数学错误：我以为有了理解的相加，我就会爱。我不知道其实不理解的相加才会带来真正的爱。
也许我无法注视一只老鼠，正如我无法轻盈地观瞧我倍受压抑的内心。也许我不得不把我这种什么都成为的方式称作“世界”。如果我无法爱上我天性的尺度，那我又怎么能够爱上世界的广大？如果我想象“上帝”是好的，只是因为我很差劲，那我将无法爱上任何事：那将只是我自我指责的方式。我，甚至不曾审视完自己，便选择了我的对立面，并把我的对立面称作“上帝”。我，再也无法做习以为常的我，我希望世界不要扰乱我。因为我，我只能臣服于我，我比我自己更不可弯折，我希望补偿我自己，用一块不如我暴烈的土地。因为我之所以爱上一位上帝，是因为我不爱自己，我是既定的骰子，我更伟大的生命游戏不会开始。当我造出上帝时，他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