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页 人类状况

其他作家训教人，我却描述人，而且专门描述他们中的一个训教得相当糟糕的个人；倘若能够重新塑造他，我一定会将他造就成另外一种样子；现在为时已晚。我描绘的形象虽然变化无穷，一人千面，但却真实无误。…我描绘的不是他的整个一生，我描绘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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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呈现于此的是普通而且缺乏光彩的一生。这有何妨。道德哲学既适用于丰富辉煌的生活，也适用于平常家居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 如果世人抱怨我过多地谈论自己，那我则要抱怨他们从未思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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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博学的人并不是在所有的专业里都博学，而一个有才华者处处能显露其才华，甚至在他不懂的事情上。我的书和我本人互相吻合，风格一致。对别人，人们可能撇开作者而推崇或指责他的作品，对我却不可能：触及我的书即触及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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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必须参与进来；读者被一同带进了思想的活动中，然而一刻也不能停止惊异、审核和补充。…
我猜想，每个熟读过蒙田的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经验：当我读了一段时间他的作品并稍稍熟悉了他的方式之后，我以为是在听他说话，我以为能看到他的表情。这是一种在从前的理论作家那里极难获得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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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省略掉连词和其他句子成分，却能让人们联想到它；他跃过了思想的某些环节，却用无意中在逻辑关系不是很紧密的各个部分之间建立的某种联系替代了缺少的东西；…。有时候他用不断更新的表述多次重复他认为重要的思想，每一次都想出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找出一个新的特点，描出一幅新图画，因而使这一思想光芒四射。这一切都是人们更习惯于在交谈中获得的特征（当然是富有思想和表达力的人），而不是在一篇理论作品中；大家都认为，要达到这一种效果，语调、表情和一次愉快的谈话给双方带来的温暖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独自一人的蒙田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足够的生活，仿佛也找到了足够的体热用于写作，就好像他在说话。
… 它是一种对他内心发出的变化着的声音的不停的倾听，它在变化着，在它的文体范围内变化着，在别有用意的、稍有点沾沾自喜的讽刺和一种非常坚决的、深入到生存基础上的严肃的区域间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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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坚定的语气是蒙田风格的上限——他从未提高这种语调——是他对他的行为的一种如此崇高的见解，他说：“捕捉游移不定的思想，深入漆黑一团的心灵角落，选择和抓住细微闪烁的反应，确是一项棘手的、比表面复杂得多的尝试。这也是一种新的和不同一般的消遣，把我们从日常平凡的工作中——是的，甚至从最急需做的工作中——吸引过去。好几年来，我只把目标对准我的思想，我只检验和研究自己；我若研究其他事，也是为了在自己身上——或更确切地说——在自己心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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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事物”故意一无所知和无所谓的态度属于他的方法；他在它们中间寻找的只是他自己。…
就连随笔这形式也属于蒙田的方法。它们既不是自传，也不是日记。它们没有一个充满艺术性的规划作为基础，它们也未依照某种编年顺序排列。它们所依据的是偶然——“音乐作品的构思要靠技巧的引导，而我的作品的构思却是兴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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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埃尔•维莱曾指出，这种随笔的形式来自例证、引文和格言集，来自一种在古典晚期和中世纪就已经很受欢迎的专题文献，到16世纪又被用于传播人文主义题材。蒙田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他的书本来是一种附带注释的阅读心得集。这个框架很快就被打破了；附带的注解占据了主要地位，作为题材契机的不仅有所读的东西，而且还有所经历的事情；或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或者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或者是在他身边发生的。然而他从未放弃以具体事物为根据和以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的原则。同样他也不拘泥于某种研究事物的方法或事件的时间过程；他从这些事物获取生气，这种生气使他免于进行抽象的心理学或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探究自己；然而他避免服从某一事物的法则，以免抑制住他内心活动的节律并最终失去它。…，他将柏拉图和其他古典作者作为楷模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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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是某种新东西：个人趣味，即一个唯一的人的趣味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表达方式更具有自发性，更接近日常谈话，虽说在这里并不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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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更早的类似著作吗？我想起了奥古斯丁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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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喜欢他自己，他知道，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自由的、富有的、完全的、幸运的人，不管他如何自我嘲讽，都掩盖不住他对自己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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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在各个方面受过教育、没有专业化的人的典型，人文主义将此归功于古典理论，也归功于古典范例，但是16世纪的社会结构却没有让这种典型完全实现；另外，恰恰是古典遗产的重要发现所要求的高工作效率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文主义专门学者。大概拉伯雷也认为，完善的教育理应是自己具备所有的知识，而大学则是一切专业知识的总和；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他为卡冈都亚制定的教育规划的态度是认真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必要进行的科学工作来说，专业化已经开始实行，其程度远远超过中世纪。一个完人的理想观念与此是相抵触的；它比不仅仅是由人文主义特有时更加具有效力；就连封建晚期专制政体重又接受的各种柏拉图化倾向丰富了的关于完美廷臣的观念也帮了它的忙；由于生活日益富裕，基础知识的传播日益广泛，要求参与精神生活的人数大大增加——一部分属于贵族，一部分属于城市市民——这就需要一种非专业化知识的博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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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产生了后来被称作“学者”的阶层。这一阶层由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组成，对他们来说，流行意义上的良好教育和行为，交往中的和蔼可亲，待人接物中的机智灵活，沉着冷静，这些都比某一个专业归属更为重要；在所设想的范围内，即使他们出身市民，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贵族—骑士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还得到人文主义的古典楷模的支持，因为即使在古典文化中，统治阶层把文化科学行为不是作为职业来看待，而是看作“闲情逸致”，看作一个过着最普通的生活和从事政治领导行为的人的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因此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对专业分门别类的鄙视；确定了专业的学者乃至确定了职业的人，他在自己的专业知识方面很优秀，而且在他出现时和谈话中也能让人感觉到这一点，这样的人常被看作是很可笑的，没什么价值的，粗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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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蒙田是第一个为上述学者阶层写作的作家；凭借这些随笔的成功，有学识的读者第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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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熟悉某种真正崇高的风格，也不愿意使用它；在一种他自己称之为“文笔诙谐，有个人特色”的风格中，他感受到“带原始自然力的惬意”。这显然是在暗示古典喜剧的现实主义风格，暗示“冗长的说教或谦卑的说教”，类似的暗示还能看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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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生活是他的目的和他的艺术，而他认为这些使用的是非常简单但却并不平庸的方式；这首先是摆脱那些削弱和为难生存乐趣的东西，摆脱那些将生存者从自身处引走的东西。因为“生活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干扰”。有必要保持自身的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维护自己；很有必要摆脱极其强烈的忙碌义务，不要将自己束缚在这个或那个东西上；“时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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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里，人的生活，作为整体的、随意的、自己的生活第一次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问题。无须再多说什么；他的讽刺，他对大话的厌恶，他自身的平静而深深的惬意阻碍他超越这种问题而深入进悲剧，而这种悲剧已经明显出现在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里，而在比蒙田晚一辈的人中，它在欧洲的好些地方也出现在文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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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所有悲剧都囊括在基督的悲剧中。然而现在它作为个体的最个性化的东西突然出现了，…